個副刊，半月刊，半個月出一期。他們主要是在刊物上發表一些詩歌、小說，沒有多大影響。要是辦得有影響的話，那也就成了無政府傾向。我們劇聯成立以後，郭萬仁也參加了我們的活動。我後來跟張庚商量了一下，把他們的刊物拉過來，成為我們劇聯的刊物，同時也接受了郭萬仁，因為他也是贊成一起找共產黨的，我們搞武漢劇聯他也支援，所以我們和他一談報刊的問題，他馬上就同意了。
武漢左翼劇聯，演《卡門》、辦刊物（3）
他說好哇，可以把這個刊物轉成劇聯的機關刊物。但是怎麼轉，才能使人看不出這是一個有政治傾向的刊物。當時他就提出發表一篇翻譯的詩句，因為他自己定的一種內部書刊，他說這首詩是反映黑人的罷工，我們說這個主意很好，一看就是講罷工的，又是詩句，又是文學作品，但又有很鮮明的政治色彩。他的英文也很好，他自己全部翻譯出來，後來在“五一”前後出的這期刊物上發表，全文發表的。發行以後大家很注意，哦！郭萬仁也有政治傾向了，傾向共產黨了。沒過多久就有人找郭萬仁談話，以經費為名要停刊。說經費有限，無法維持了。我們也沒辦法，停就停吧。所以當時還有一個“左”的思想，非要打出一個旗號來，其實如果不這樣辦，這個刊物還是可以維持的，可以長一點時間利用的，那這樣就不能辦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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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離開武漢，在上海開展音樂活動（1）
有關音樂活動，在武漢的時候沒有搞，不是不想開展，而是沒有開展起來。當時省裡女二中有一個音樂教員姓張，後來我們在音專也是同學。想和她搞一個合唱團，因為這個同學的藝術氣質就是那種古典的東西。但是她們還沒有自己的作曲，人也不過是七八個人，唱點外國的古典的東西，也感到沒什麼勁頭，想把它搞成革命的活動，又沒有東西寫，介紹外國的革命歌曲，材料也不多。還有一點是，那時她只限於在她們的學校裡，如果能拿到社會上來，有更多的人參加可能慢慢會好起來，所以基於各種原因，音樂活動當時在武漢沒有開展起來。
我們是1933年的冬天離開武漢的，在這之前我們也不想離開，因為當時劇聯的各種活動很受限制。我們除公開活動之外，還搞些秘密活動，像在“五一”、“七一”、“八一”之前，發革命的宣言、標語。我們利用同學的油印機來幹。晚上刻蠟版，油印出去分發。一是放郵筒由郵遞員送出去。還有是寫機關團體的名稱，貼上郵票送出去。有學校的、有圖書館的、有店鋪的，總會有人看一看，總是有一些影響。還有一個辦法是我們幾個人一同進店鋪裡去，裝作買東西，有時也買點東西，偷偷留一點宣傳品。有時到馬路上貼，電線杆子上，一個刷漿糊一個人放哨，晚上經常幹這些事情。後來聽一些同學說，各個學校里正在查這些標語是哪來的，並且在抓人。所以感到這活動不要再搞下去了，再搞下去只會破壞我們自己的力量。經研究我們決定主要還是透過書報流通社活動，這樣效果更好一些。
後來我的公開職業發生了問題，是因為我所在的碼頭學校的校長被捕了。校長被捕的原因為國民黨內部的關係網產生了問題。而我的那個地方也曾經搞過油印，我房子的對面是個派出所。派出所大概注意到這裡晚上總是搞得很晚。後來我生病住院時，派出所就派人到我住的那個地方翻箱倒櫃地搜了一遍，也沒有發現什麼東西。因為我們幹完工作後總是收拾得乾乾淨淨，什麼東西也找不到。但學校這時告訴我，你出院以後那個地方不能再去了，讓我住到學校的校總部去，同時讓我擔任校總部的教務主任。而這個主任我做了還不到兩個月，剛籌備開學，那個校長就被抓走了，這個學校也辦不下去了。所以我的身份出了問題。這時張庚、郭萬仁他們都已經走了。荒煤當時也是我們派他去的，本來是派他去參加蘇區的代表大會，因為路途不順，要繞道走，最後還是因為交通被破壞了，原來的聯絡都不在了，沒能進去，後來又回到武漢，我們原來派他去的目的也是要找到黨的關係，可當時我們也是傻瓜，其實我們的頂頭上司就是黨員。
後來領導我們的這個人也被捕了，他也是因為上海到武漢的這個交通被捕的。就這樣，我們的內部的領導沒有了，公開的職業也沒有了，最後沒辦法，我只好寫信給張庚，張庚說我知道你們的困難，要不你來上海吧。我想那也好，這樣我就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跟劇聯一談，劇聯認為我們以前的所有關係都已經斷了，來上海總是能夠找到工作做。這樣在1933年的冬天，大概是10月底，我就開始需要在上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