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從時間上考察，西方列強侵略中國是季節性、陣發性、間隔性的；在矛盾緩和期，中國還可以在國際法（儘管這個國際法更多地體現著強梁的意志）的框架內與他們和平共處。日本人又是個例外。自中日甲午戰爭醞釀階段開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五六十年期間，日本軍、政首腦從未停止過對中國的圖謀與侵害，得寸進尺，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
“大和”民族的瘋狂化、妖魔化是一個自為的過程。
軍國主義、帝國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似乎都還不能代其受過。
這讓我們事後猜測：一個侷限於狹隘生存空間的民族，難道就必然誘發邪惡的膨脹欲、無度的佔有慾、陰暗的毀滅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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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綜合症：黨爭、內戰與割據（1）
在結撰上一節文字時，我的內心一直喚不起清算侵略的自豪與自尊。結論大部分都有寫在各種版本的教科書裡，作者只是稍稍梳理一下順序，自認並無發明和創造。複述的期待，或許僅僅是想從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民族麻木中尋找一點被侵略的“疼”，以及“疼”後的自知或自悟。
我們受過侵略，因而我們有權譴責侵略。譴責侵略，讓人義憤填膺，理直氣壯，好不痛快！
當“被侵略”也異化為一種“榮耀”時，譴責侵略的哲學反諷很自然就是一場用今天的鉛粉、塗抹昨日面龐的化妝舞會。
上節追記，我曾努力恢復日本帝國主義“賊”的面目，這一節文字，我則盡力恢復中國人“慢藏誨盜”的“誘惑者”面目。
“誨盜”的判定，寫在中國最古老的智慧書《易》中：
子曰：作《易》者知其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伐淫。《易》曰：“負且乘，致盜至。”盜之招也。⑥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誰“負且乘”？是誰“上慢下暴”？是誰“慢藏誨盜”？這才招致了日本人的侵略呢？
與中國人的不識盜，不防盜，甚至認盜為友，串通自盜相反，日本人則以他們極端的聰明，選準時機，測準路徑，或瞞天過海，或翻雲覆雨，在中國“小人”的配合下，手眼神通，探囊取物，對中國進行了一次洗劫式的搶掠。
如果你認為這種表述太玄虛，那就讓我們一同看看歷史的實在。
大清國是很虛弱的，於是人們總以為經過了“辛亥革命”洗禮的“中華民國”是新政體（共和制）、新領袖（總統或總理）、新軍隊（陸海空齊備）、新國民（剪了辮子、放了“三寸金蓮”），那一定會又團結、又強大；因而在與西方列強、東洋近鄰的相處中是不會重蹈前朝恥辱的。
這判斷落空了。
辛亥革命是“半截子革命”。它趕走了皇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順帶掃蕩了與帝制相關的各種舊制度，基本上完成了“除舊”的任務。但在“布新”方面，它缺課太多。這就造成了“中華民國”的先天不足。從某種比喻意義上看，“中華民國”是一件未按設計圖紙製造、又未經檢驗的半成品；雖然貼上了“辛亥革命”的商標，但“中華民國”並未完成“辛亥革命”總設計師孫中山的政治設定——如“民主共和制”（合眾國制）、如“三民主義”、如“平均地權”等。這是個大題目，留給民國史專家去做。
本節文案，將僅限於中華民國的“自衛”機制作一些例舉，恰巧也就呼應了“誨盜”的判斷。
讓我們重溫一段過時的“情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日，起義者攻入湖廣總督府，進而佔領武昌城，總督瑞澂逃上軍艦。驚魂初定，瑞澂就以“義和團復起”為說詞，派人去漢口各國領事館，乞求各國軍艦炮轟起義軍。10月11日，各國領事開會議決。最積極響應的是德國領事，日本領事亦贊同開炮。因為法國領事是孫中山的朋友，極言革命黨不同於義和團，所以各國領事才草簽了一份嚴守中立的佈告：
為佈告嚴守中立事，現值中國政府與中國民軍，互起戰爭，查國際公法，無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戰，該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並應嚴守中立，不得藏慝兩方有關係之職守者，亦不得輔助任何方面之狀態。據此，本領事自應嚴守中立，並照租界規則，不準攜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儲匿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此係本領事等遵守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