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敦結友誼上應盡之天職，為此剴切佈告，希望中國無論何項官民，輔助本領事等遵守，達其目的，則本領事幸甚，中國幸甚。謹此佈告。
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日⑦
佈告發出了，日本政府卻違背“嚴守中立”的承諾，於當年12月23日授意日商泰平組合的北京大倉洋行與清廷秘密簽訂供應軍火的契約，總計達273萬日元。
這不是孤立的行動。背後掩藏著的是日本政府分裂中國的一個外交陷井。
二、民國綜合症：黨爭、內戰與割據（2）
就在各國領事簽署中立佈告十天之後的10月28日，日本駐清公使伊集院彥吉便向外相內田康哉發一電報，在分析中國形勢時，赤裸裸暴露了日本人的不良圖謀：
以武昌為根據地的革命軍軍政基礎，看來業已稍稍穩定，並非言之過早。……正好用此一形勢，可使在中清和南清至少興起兩個獨立國家，而且應使在北清方面的朝廷，繼續統治下去……本使認為，要北清一角保全清朝，使永遠與漢人對峙，就我帝國而言，實為得策。謹當本此認識，與其廟堂（清廷）內部聲息相通，密切聯絡，加強指導誘掖……⑧
至12月2日，該公使又向內田康哉發了第二封電報：
對革命黨，自中清武昌，到南清廣東給予援助，以防其氣勢挫折，借使不致產生與北清中央政府融和妥協之念，務必謀求使之永久對峙……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新內閣成立後之清政府究竟會持何種態度對待我國，仍是不得不存疑的問題。為謀於我有利，基於資以牽制袁內閣之策略，亦有對革命軍援助武器之必要。⑨
相信這是日本政府對華政策最真實、最準確的表述。節錄於此，作一鏡鑑，看一看民國時段的政黨與領袖，到底誰能跳出日本人的誘導與掌控，真的為國請纓、為民請命！
第一輪較量下來，孫中山與袁世凱打了個平手。中華民國建立，共和制確立，孫中山當了臨時政府第一任總統。而袁世凱促成清室遜位，承認民國，於是接任中華民國第二任總統。中國以統一的形態結束了大改制。日本人分裂中國的籌劃落空。
但好景不長。接下來的專制反彈與紛繁黨爭，即將民國元年（1912）春天構建的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之局打破。例證即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國民黨人的政治宣傳表述。後被沿襲為一種流行的歷史表述，至今神聖不可動搖。
靜而思之，“二次革命”是中華民國建立後第一場內戰，也是第一次由黨派紛爭而引發的地方政權對中央政權的挑戰。
要不要發動這次“革命”，孫中山與黃興意見不統一。孫中山力主速戰，黃興則認為南方武力不足以言戰，如發難，必致“大局糜爛，不可收拾”。民國二年（1913）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鈞起兵湖口，宣佈江西獨立討袁，打響“二次革命”第一槍。其###袁世凱的檄文曰：
民國肇造以來，凡吾國民，莫不欲達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凱乘時竅柄，帝制自為，滅絕人道，而暗殺元勳。弁髦約法，而擅借鉅款。金錢有靈，即輿公道可收買；祿位無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復盛暑興師，蹂躪各省，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仇，實屬有負國民之委託。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⑩
7月15日，黃興在南京誓師討袁。同日，江蘇宣佈獨立。此後，安徽、上海、福建、廣東、湖南、重慶等地亦紛紛宣告“獨立”，形成了七省對中央的局面。袁世凱面對“武力反袁”，給以“武力剿滅”。雙方交戰兩個月，至9月12日熊克武討袁軍失敗，“二次革命”宣告破產。孫中山、黃興諸人早在8月上旬即已脫離“二次革命”的指揮崗位流亡日本了。
“二次革命”僅僅堅持了兩個月，即草草煞尾。袁世凱與孫中山作了一次武裝較量，袁勝孫敗。
勝與敗，都是暫時的。
而有意無意間，二人共同創造了一種中國式的政治較量模式：——最高權勢者在依靠“共和”的保障體系獲得權力後，迅即掙脫這一體系，將最高權力個人化、神聖化、絕對化、固定化，並置於不容任何人挑戰的至尊位置，若遇挑戰，立予血腥鎮壓；作為“共和”制度設計者的革命勢力，在這一制度受到威脅時，亦棄“共和”於不顧，將“革命”神聖化，將黨派利益國家化，將“政治對話”升格為“軍事對決”。
演化的曲線十分清晰：宣誓效忠“共和”的民國總統袁世凱一變而為手握軍刀的專制獨裁者；締造“共和”的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