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國家興亡”為基本參照，相信還有商討的餘地。歷史事變既不能保證每一個“造反者”都將“造反”兌換成個人及家族幸福，又不能保證每一個“鎮壓者”都靠“鎮壓”實現權力及權力體系的永久安定。這正像矛與盾，不能兩立，不能兩全。太平天國與大清王朝，經過“造反”與“鎮壓”的一輪較量，滅者自滅，衰者自衰，何止是兩敗俱傷呢！這呼應了那個延續兩千多年的改朝換代的誘惑，這也表現了中華民族在處理內部矛盾、構建社會平等上的簡單化與非理性。一場內亂，絞殺了強梁，成全了英傑，而普遍的“尚武精神”則被割草機碾壓一遍。如果進入時光遂道，重回六朝故都當一名天國戰士或天京臣民，腥風血雨，感同身受，我相信任何人也不會重蹈迷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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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生”立功，“民兵”救國
這是一個悖論性的題目。疆場立功，本是武將的事，濟難救國，本是英豪的事。在此，我們推崇“書生”與“民兵”，且提高到為國立功的極限，確乎是有其名而又有其實的。
“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者中，不少人為洪秀全們遺憾。他們設想太平軍佔領南京後全力北伐，便極有可能一掃淮北，再渡黃河，直搗幽燕，將滿族統治者趕出長城，而宣告清朝亡而“天國”興。可惜的是，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沒有發揚不斷革命的精神，到了金陵這六朝香粉之地便撲倒身子開始享受，坐失戰機，導致失敗。
“半力北伐”與“全力北伐”結果當然不一樣。
但不論如何，太平天國皆無勝局可言。
這一判斷，已經落在歷史事實的後面，因而從理論的預見性上看，它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在歷史的事變之後，特別指出這一點，其實是基於民心向背的分析。長話短說，即太平天國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援與人民響應的。有一個階段性的比較：太平軍出廣西，入湖南，隊伍驟增，“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眾，足有二萬之數”；“後移師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萬眾”。？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軍便擴編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強，武昌東下時，太平軍揚言已有五十萬眾。這大抵是太平天國的軍民隊伍總數。而北伐之戰，部隊越打越少。這對太平天國的全國性勝利，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礙”。這話題，暫放下，許容後補。
與一些史學家的估計不同，吾輩認為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時，清王朝的“民心”未喪，“官心”未亂，所以國家權力尚能整合“民心”、“官心”，與少數造反的“民”攤牌較量一番。得民心轉危為安，失民心中途垮臺，這便是清王朝與太平天國的命運逆轉。
先說說“書生”。
書生的理想，堅定而明確，即“讀書做官”。說到“讀書做官”，多數人歸於科舉制的誘惑。這只是“顯因”，或一因。根子在中國的“文官政治”或“勞心者治人”。
在歷史的發展中，“讀書做官”是個進步，是社會文明的保障因素，是國家統一的理性條件。
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代，書生們借讀書而入仕的追求，仍然是精神主旋律。
太平天國的締造者洪秀全、馮雲山都是“書生”。十年寒窗，讀破了經書；州府應試，跑破了鞋底，都是為了“功名”。洪秀全很有些呆勁，從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十六年間，連續四次去廣州參加科舉考試，皆鎩羽而歸，一無所獲。絕了功名之念後，洪秀全才棄儒教而投洋教，建起了“拜上帝會”的組織。先分庭抗禮，再扯旗造反，走到了“讀書做官”的反面。
俗語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連“秀才”也沒考上，卻起名“秀全”，居然稱孤道寡，這似乎又顯示了一些“書生”功利至上、無所操守的一面。
與“造反”的“書生”相對立的，是仍然懷抱家國忠誠的“書生”。這是“書生”中的大多數。你信你的“上帝”，我忠我的“皇帝”。在“皇帝”的旗幟下，“皇帝派”的“書生”大量集結。從“書生”的分化與相互較量的角度反觀所謂“農民起義”，其實是有“野心”的“書生”與有“忠心”的“書生”在進行超出個人層次的比拼。“農民”雲者，“群眾”雲者，皆為“書生”棋局中之紅兵黑卒而已。
更進一層的反思是：在認可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一宣傳判定後，清醒的歷史思維千萬不要忘記“書生是較量的主角”。
在對太平天國的鎮壓中，“書生”是主角，是謀主，是儒將，是功臣，是英烈。在“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