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攻靖遠等三炮臺，而是以優勢兵力、火力包圍了上橫檔與下橫檔島。英軍佔領下橫檔後，即於該島山上設立炮兵陣地。次日（2月26日）拂曉，英軍先以火炮轟擊上橫檔各炮臺。上午十時，英艦二艘（伯蘭漢號、麥爾威麗號）沿江右側進至威遠炮臺附近，對武山威遠、靖遠、鎮遠三炮臺實施炮擊。同時，英艦二艘（威厘士厘號、德魯伊德號）進至上橫檔以西珠江水道分別轟擊永安、鞏固二炮臺。在英軍的艦炮與清軍的岸炮的較量中，岸炮難支。守軍潰逃，英軍開始實施登陸，下午一時，英軍在上橫檔登陸；下午二時，英軍佔領靖遠等三炮臺，關天培戰死；下午四時，英軍在蘆灣鞏固炮臺登陸。下午五時，虎門一線要塞全部陷落，戰鬥結束。
第二重門戶又被英國人敲開了。
戰鬥的硝煙散盡，沒有人能還原1841年2月26日的戰況。確切無疑的是：英軍勝了，清軍敗了，清朝政府經營了一百三十年的邊防長城竟在一天之內被英國人不大的一支遠征軍一炮打碎了！
不是誘發國人仰視別人的強大，這失敗的事實、或一觸即潰的真相提醒國人：大中華的防衛實力，總比向老百姓許諾的要虛弱得多。
敗了，就是敗了，這是壞事。但太史公們還要從失敗中挖掘出比失敗的絕對值還要大的“經驗教訓”。好像，前人拋頭顱、灑熱血就是為了給後人留一點“經驗教訓”作為歷史財富。
但關天培、陳連升們畢竟幸運。犧牲了，留下了名字，且能用這犧牲喚起後人永恆的尊敬，這便叫“名垂青史”！讓人悲涼的是，這“名垂青史”的英雄們並沒有用自己的血肉築成長城，將敵人擋在長城腳下；更讓人傷感的是與關天培、陳連升一起犧牲的數百名男兒，連名字也沒有留下。
讓數字說話！讓數字表示我們遲到的懷念與尊敬！
沙角、大角之戰，清軍戰死282人，傷462人，死傷合計共744人。而作為攻堅戰的一方，英國兵無人一死亡，僅傷38人。
上橫檔一線戰鬥，清軍死傷人數無綜合統計，我們僅知上橫檔島因無路可退，清軍傷亡較重，計死亡250人，傷100多人，降於英軍者達千人以上。武山靖遠等三炮臺與蘆灣鞏固炮臺，是英軍攻堅戰重點，史書說守軍“傷亡過半”，顯然誇大了。但六炮臺合計，死傷之數當不低於千人。關天培作為最高將領，負有守土之責，他惟一的體面選擇是戰死，所以他的貼身衛隊20多人亦與他一起戰鬥到最後一滴血。與清軍重大犧牲形成反差的是，英國人攻佔虎門第二重門戶的重點防區僅僅傷6人。又是無一人死亡。
至此，我們可以算算虎門大戰的傷亡總帳了。清軍死傷約1700多人，死者過其半數。英軍傷44人，無一死者。
這組對比數字，揭示了軍隊的強弱比勢。英強而清弱，英強，強在武器；清弱，亦弱在武器。一言以蔽之曰：武器相差太大！
我們終於回到了“武器”的、“物質”的現實！
鴉片戰爭，中國失敗，百因千因，主因乃“器不如人”！
有一頂“唯武器論”的大帽子，被一批十分革命的批評家握著。因為怕被扣帽子，鴉片戰爭中敵我雙方“武器”的差距，一直被近代史研究者有意、無意地迴避著。
我們不明白，中國古人“道不離器”的正確論斷、常識表述為什麼被當代一些學者曲意掩飾呢？
戰爭，是人的較量，是握著武器的人的較量。離開了“武器”談戰爭，那不是戰爭，那很可能是小孩兒過家家，或老孃們兒廝打。
備戰，不能不備“器”。俗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兵器，是與糧草一樣重要，甚至要先於糧草而籌措的備戰重點。吳起論戰，強調“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 看來他是因人而配兵器的。
有兵，必配兵器。同樣的兵，器利者勝。所以，“兵法”重承襲，“兵器”重革新。不重兵器，驅兵為戰，無異於驅人赴死。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修“兵”（器）就是修道；上升到“人道”的高度，修“兵”（器）就是愛人。
從相反的角度考求，一個不重視武備的政府必是一個對國家、對民族、對百姓都不負責的政府。宣言再美，它都是壞政府。
鴉片戰爭的失敗，僅僅從“兵器”的落後就足以判定清朝朝廷既缺乏國家責任，又缺乏人民責任。
冷兵器時代，兵器有懸殊，還不是不可逆轉的。熱兵器時代，兵器威力大小，往往對弱勢一方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