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篇章。
南洋聯邦正在為此而準備著，通訊事業的爆炸式發展就要來到，經濟上的騰飛也將在奧運會後真正開始。作為巨大投入和精心安排的回報，南洋聯邦的經濟發展在六四年奧運會之後，將一飛沖天。
如果說美蘇的空間探索是意氣之爭，面子之爭的話，那麼中蘇之間的論戰更是令後人莫名其妙，甚至感到不可理解的事情。
許多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可能尤其是那些參與了論戰的人——會認為論戰是以中方大獲全勝告終，許多人長期津津樂道於論戰中那些神采飛揚的文字，大義凜然的語氣，恰到好處的經典引證，以及連珠炮式的不容答辯的反詰疑問，但這有什麼實質意義嗎，不過是關起門來的自鳴得意罷了。
其實，當時爭論的一些重大問題，歷史早晚會給出答案，不是靠口舌之爭便能夠改變的。比如世界大戰是否可以避免，東西方之間是否應該透過談判解決爭端，透過裁軍來緩和緊張局勢，是爭取和平共處、和平競賽，還是透過革命或戰爭徹底埋葬資本主義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辯論的成攻，根本沒有意義。
等到十幾年或幾十年後再看辯論話題的結果，便會一目瞭然。包括蘇聯在內的歐美**人，由於處於更為開放的環境和更為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條件下，他們對於由於科學技術帶來的變化，對於世界發展的新潮流和新趨勢的把握，要更敏銳和準確一些。對於社會主義國家需要改革自己的經濟和政治體制，要看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和歷史上的其他情況一樣，當現實主義的、溫和理智的立場碰上恪守教義、激進的立場，而雙方都還承認某種經典教義時，後者在氣勢上往往容易佔上風。
第二百八十二章 論戰的影響
中蘇大論戰對中國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透過論戰，中國gcd不僅維護了自己的民族尊嚴及獨立地位，打破了蘇共一統天下的格局，而且使中國破除了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迷信，更加明確了必須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是中蘇論戰最顯著的積極意義。
但同時也要看到，中蘇論戰也有很大的消極影響，論戰使中國當時政治思想領域的“左”傾思潮急劇滋長，並且進一步深入全黨的思想教育和每個黨員的頭腦。論戰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如“戰爭不可避免”、“要防修反修”、“中國將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等直接運用於國內，促進了毛zd“以階級鬥爭為綱”理論的系統化，使中國在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上邁了一大步。
而在論戰的洗禮中成長的一代人，養成了真理在手、“唯我獨革”的心態，學會以氣勢壓人、諷刺奚落的口氣，在“文革”的派性鬥爭上，他們運用這一套大顯身手。
對中國人來說，論戰達到了把赫魯曉夫搞臭的目的。後來毛zd把對外的“反修”變成對內的“反修”，發動文化大革命，他只是靠把劉sq稱為“現在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就輕而易舉地打倒了他。這方面的惡果是形成了一種政治思維定式，對敢於革新，敢於運用新思維的人，只要暗示他可能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只要暗示必須警惕他“在斯大林死後作秘密報告”，就一定能讓他噤聲，使任何變革的意圖化為泡影。
而且，中國領導人承認新的世界大戰有防止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強調的是爆發的危險性，強調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只不過是大打小打的問題。中國領導人還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了一個十億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如果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就要崩潰。
所以，中國領導人不贊成蘇共關於核戰爭會毀滅全球的觀點，認為如果帝國主義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核戰爭，“遭到毀滅的不是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而是帝國主義和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實事求是地講，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上是有偏差的，使中國的工作重心無法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既然強調戰爭不可避免，那便要發展軍工，可經濟建設搞不上去，哪有錢搞研發，搞製造。好吧，中國勒緊褲帶搞出了原子彈，但是不是就具有了核反擊的能力？顯然不是這樣的。同樣擁有核武器，但對自己核武器打擊能力的估計和信心卻大相徑庭，蘇聯直至一九八一年也不承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義務，而中國在爆炸原子彈後立即承擔了這個義務。說得好聽是愛好和平，說得不好聽那便是核基礎薄弱，害怕象蘇聯美國這樣的核武器大國對中國的核基地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
經濟是發展的基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