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諸葛瑾的詳實論證，劉備對於龐統原本的計劃，也產生了一絲擔憂。
劉備當然知道“諸葛一生唯謹慎”。諸葛亮是那種謹慎到極點的人，諸葛瑾雖然沒他二弟那麼謹慎，但跟龐統這種喜歡激進行險的謀臣相比，絕對也是謹慎得多。
何況“獅子搏兔，亦用全力”這個道理本身，就是久經歷史考驗的。
諸葛瑾能點出我軍此前對張任、嚴顏的態度認知存在偏差，可能影響戰局走勢，那麼這些問題就必須重新評估。
見劉備還在猶豫斟酌，最後還是旁觀者清的諸葛亮開口了，點破了這層道理：“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我以為，不管最終決策如何，主公可先讓人進一步探查張任、嚴顏等人的情勢，以及他們對我軍的態度、與劉璋之間的主臣信任。
只有對敵將的訊息蒐集得越充分，才越能有的放矢。至於兵馬錢糧軍械，可以先按料敵從寬的方案籌措，若有變故，再調整不遲。反正這只是一個假想的計劃，並沒有真要和劉璋開戰呢。”
劉備被諸葛亮一語點醒，也終於意識到，眼下並不是最終決斷詳細作戰方案的時候。
既然諸葛瑾和龐統的計劃，主要分歧在於對張任和嚴顏的瞭解上，那就好好挖掘情報，加深瞭解再說。
……
商定了後續的內政和外交規劃，此後十餘日，一切倒也安妥，沒什麼值得贅述的。
諸葛亮、魯肅等人，已經開始分別著手今年對益州部分郡縣的“租庸調”試點改革，以及相關的工商業和軍備建設工作。
龐統則是一頭扎到情報工作中去，按照劉備的要求，進一步加強對劉璋軍外交態度的探查，以及對嚴顏、張任等將領心態的進一步摸底。
當然，這項工作肯定不能指望光靠龐統自己完成，他也沒這個本事，必須要有內應的配合。
好在劉備軍在益州恰恰不缺內應，所以劉備就把跟張松、法正聯絡交換情報的權力，全權託付給了龐統。要求龐統在確保內應絕對安全的前提下，適度展開工作，挖掘刺探有用的訊息。
龐統欣然領命，此項工作也得以順利推進下去。
另外，因為諸葛亮、龐統後續的工作，都需要以蜀地為重心。所以隨著時間來到五月底，他們二人也先後向諸葛瑾、關羽告辭，再次啟程回到益州。
諸葛亮的辦公駐地，暫時選在江州的江北新城，而龐統的駐地，則選在了梓潼。
這樣兩人分別坐鎮劉璋的東線和北線，也足以確保對劉璋的萬無一失。
而魯肅在武昌滯留數月後，也因為徐揚那邊的內政事務、需要一個高層文官全權統籌，於是也在五月底六月初，辭行回合肥駐紮。
只剩下劉備、諸葛瑾和關羽，暫時還駐在武昌，居中排程。
如今還處在停戰期間，各條戰線都比較安穩，劉備才能如此佈置，一旦到了重新開戰的時候，劉備還是肯定得讓諸葛瑾、關羽各自去獨當一面，主持大局的。
眼下這種劉備陣營頂層大佬能夠齊聚一堂的日子，在這亂世之中，只能算是偶然情況。
劉備也很珍惜這段時光，基本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跟諸葛瑾、關羽聯絡感情。張飛如今也還在武昌，每次有酒局自然也不會落後，都是到得最早的那一個。
……
時間倏忽來到建安十二年的六月中。
諸葛瑾在武昌閒住了個把月，基本上除了處斷一下重要決策以外，其他時候都閒著。
他也不喜歡喝酒，這樣天天聚會的日子過久了，也有點負罪感，覺得自己該乾點活了。
但是武昌這邊，一時又沒什麼公務可忙。閒下來後，諸葛瑾自己梳理了一下，覺得不如趁著這個時機，搞點軍備和技術上的小革新，琢磨一些點子，幫二弟在巴郡和梓潼搞的“租庸調變法”提供更多的銅錢、蜀錦等硬通貨支援。
如前所述，要想學習後世唐宋時的租庸調法/代役法，把百姓的繳錢、納糧、服徭役這三項義務貫通起來，允許百姓自行選擇折抵，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保障，就是市面上要有足夠的硬通貨供應。
無論是銅錢還是蜀錦，只有市面上存量儲備足夠多了。才不會發生百姓想賣糧或者繳代役錢時、錢荒通貨緊縮物價下跌。
要解決這個問題，要麼增加銅的產量，增加鑄幣。要麼就是增加蜀錦的產量，然後給貨幣一個繫結價值的通兌品，就跟後世的“石油美元”繫結一樣。
諸葛瑾也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