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不會如此草率地作出判斷的。”
“你得承認，”阿爾貝特說，“某些行為的發生無論出於什麼動機，其本身總是一種罪惡。”
我聳聳肩，承認他說得有道理。——“可是，我親愛的，”我接著說，“這裡也有例外。不錯，偷盜是一種罪惡，但是一個人為了自己和親人不致餓死才去盜竊，他該值得同情還是該受到懲罰？丈夫由於正當的憤怒，一氣之下殺了不忠實的妻子及卑鄙的姦夫，誰還會向他扔第一塊石頭？還有那位姑娘，那位在極樂時刻完全沉醉在排山倒海的愛情的狂歡之中的姑娘，又有誰會向她扔第一塊石頭？我們的法律本身——這些冷血的、咬文嚼字的學究也會被感動，不給予她懲罰的。”“這完全是另一碼事，”阿爾貝特說，“因為一個人受了激情的驅使，失去了理智，只能把他看作醉漢，看作瘋子。”“喲，你們這些有理智的人！”我微笑著叫道。“激情！酩酊大醉！瘋狂！你們卻在那裡冷眼旁觀，無動於衷，你們這些品行端正的人，你們嘲罵醉漢，唾棄瘋子，像祭司一般從那邊過去，像那個法利賽人似的感謝上帝，感謝他沒有把你們造成醉漢或瘋子。我卻不止一次喝醉過，我的激情也和瘋狂相差無幾，我並不為此感到悔恨，因為以我自己的尺度來衡量，我知道，凡是成就偉大事業，做了看似不可能的事的，都是出類拔萃的人，可是他們卻從來都被罵作醉漢和瘋子。
“即使在平常的生活中，凡是有人做了豪爽、高尚、出人意料的事，就總會聽到有人指著他的脊樑骨在背後嚷嚷：‘這傢伙喝醉了，他是傻瓜！’這真叫人受不了。慚愧吧，你們這些清醒的人！慚愧吧，你們這些聖賢！”“你這又在異想天開了，”阿爾貝特說，“你把什麼事都繃得緊緊的，至少這裡你肯定是錯了，現在談的是自殺，你卻把它扯來同偉大的行為相比：自殺只不過是軟弱的表現罷了，因為比起頑強地忍受痛苦生活的煎熬，死當然要輕鬆得多。”我打算中止談話；他這種論調真讓我火冒三丈，我的話都是吐自肺腑，他卻盡說些毫無意義的老調。可是我還是按捺住心頭的怒火，因為他這一套我聽慣了，也常常為此而氣惱。於是我稍帶激動地回答他：“你說自殺是軟弱？我請你不要被表面現象所迷惑。一個民族，一個在難以忍受的暴君壓迫下呻吟的民族，當它終於奮起砸碎自己身上的鎖鏈時，難道你能說這是軟弱嗎？一個人家宅失火，他大驚之下鼓足力氣，輕易地搬開了他頭腦冷靜時幾乎不可能挪動的重物；一個人受到侮辱時，一怒之下竟同六個對手較量起來，並將他們一一制服，能說這樣的人是軟弱嗎？還有，我的好友，既然拚命便是強大的力量，為什麼繃得緊便該成為其反面呢？”——阿爾貝特凝視著我，說：“請別見怪，你舉的這些例子，在我看來和我們討論的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可能，”我說，“別人常責備我，說我的聯想方法近乎荒謬。那麼就讓我們來看一看，我們是否能以另一種方式，設想一個決意擺脫生活擔子的人——這種擔子在通常情況下是愉快的——是什麼樣的心境。我們只有具有共同的感受，才有資格來談論一件事。”
“人的天性都有其侷限：它可以經受歡樂、悲傷、痛苦到一定的限度，一旦超過這個限度，他就將毀滅。”我繼續說，“這裡的問題並不在於他是軟弱還是堅強，而在於他能不能經受得住自己痛苦的限度，無論是在道義上或肉體上。我認為，把一個自殺者說成是懦夫，正如把一個死於惡性熱病的人稱為膽小鬼一樣，都是不合適的，這兩種說法同樣是離奇的。”“謬論，簡直是謬論！”阿爾貝特嚷道。——“沒有你想象的那麼荒謬，”我說。“你得承認，如果人的機體受到疾病的侵襲，使他的精力一部分被耗蝕，一部分失去了作用，再也不能痊癒，無論怎麼治也無法恢復生命的正常運轉，這種病我們稱之為絕症。
“好吧，親愛的，讓我們把這個比喻用於精神上吧，請看一看人在狹隘的天地裡，各種印象對他起著什麼作用，是怎麼確定他的思想的，直至最終不斷增長的激情是如何奪去他冷靜的思考力，以致使他毀滅的。
“沉著而有理智的人雖然對這位不幸者的處境一目瞭然，雖然也勸說他，但都是徒勞的！這正如一個健康人站在病人床前，卻一點兒也不能把自己的精力輸送給病人一樣。”
阿爾貝特覺得這些話說得太籠統。於是我便提起一位不久前淹死在水裡的姑娘，又把她的故事給他重講了一遍：“這是一位年輕的好姑娘，是在狹小的家庭圈子裡長大的，每星期幹些家務活，到了星期天就穿上一套逐步添置的盛裝同幾個情況與她相似的姑娘一起到郊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