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我們照例來到“櫻”咖啡館。在課程經過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時候，臨桌來了一群天底下最快樂的青年男女。安靜的咖啡館驟然間變成了沸騰的酒館。我與她之間雖然只隔一方茶几，卻需要將手做成傳聲筒才能讓對方明白。
“您今天的問候用語掌握得很好。” “你……吹……牛。”
“說‘你吹牛’不妥，要說‘你過獎了’。”
“‘過獎’是什麼意思？”
如同喊一般的一呼一應真是很累人的。
“我們去別的咖啡館吧。”她的提議將我們帶出了嘈雜。
在第二個咖啡館一坐又是一個小時。起身前，她說：“今天的課程時間延長了一倍，中途又換了地方，很是抱歉。”
“在這第二個咖啡店的時間都屬閒聊，談不上是上課。”我實事求是地說。
“話可不能這麼講，‘吹牛’與‘過獎’的區別，我就是在這第二個咖啡店弄明白的。你今天一定要接受我的一點小意思。”只見她從錢包中拿出一張疊成一個窄條的一萬日元放在手心裡。
“我回家也是一個人，寂寞得很，就當您請我喝咖啡，我應該感謝您。”我繼續講自己的道理。
“如果你不收下我的這份心意，以後也無法再求你教我了。”她的語氣由和藹變為鄭重。
“如果實在要將第二個咖啡館的時間也算成上課，那也只是兩小時。我們已說好一小時三千日元，兩小時也只能是六千日元。我沒有任何理由收你一萬日元。”我話音未落，就看到她放著光彩的臉突然陰沉下來。她將手中握著的鈔票輕輕展平放在桌上，兩眼直勾勾地望著我，一字一字地說：“這裡是五千，不是一萬。”
我頓時耳根發熱、無地自容。如果腳下肯為我開個地縫，我即會鑽進去。我不能怪一萬日元和五千日元的鈔票太像，也不能怪咖啡館的燈光太暗，我只能怪自己的感覺錯了。
此後，在她面前，我再也無法找回自己的自然態。
很多年過去了，每每記起這段“窘”，便自覺汗顏。
走的速度
來日的第一年，我上午在新宿日本語學校學日語，下午在澀谷的一家軟體公司工作。都說澀谷是日本年輕人玩樂的聖地，還是新潮、時尚的發源地，比如，讓現代中學生傾倒的又松又長的白襪就是從這裡出籠而風靡了全日本的。你身邊只要有一群女中學生走過，就會有低低的一片白躍動著，耀眼著。你說怪不怪，那長長的白襪總像要掉，卻總也不掉。
在澀谷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有點怪。當然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一次，兩次，三次……，我記不過來是幾次了。有陌生的男人擋住我的去路：“我們去喝杯茶吧。”“我們聊聊天吧。”“我們交個朋友吧。”
我嚇了一大跳，兩大跳，三大跳……，這是怎麼回事？
回到家，我站在鏡前，開始認真地審視自己：短短的頭髮，大大的眼鏡，淡淡的口紅，沒有任何塗抹的面龐，雪白的襯衫，幾乎蓋住腳面的長裙，方方正正的茶色書包，矮跟的黑色方口鞋……
我從頭到腳，又從腳到頭，一遍一遍地檢點著自己，沒有發現一處不得體的地方，也找不到一絲輕浮之感，我疑惑了。
此後，我的遭遇依然如故，總有慷慨的路人邀我同餐共飲，“丈夫在家等著我吃晚飯。”我開始說謊。
謊言有時也幫不了太大忙。“那我們可以少吃一點。”對方會為你和你的丈夫著想。
我放棄了謊言，放棄了溫和的解釋，我放開了步伐。我大步流星地去公司，去車站。看見“可疑分子”時索性跑起來。在喧鬧的澀谷我一閃便沒了蹤影。回到家，我總是緊緊張張地鎖好門，掛上厚厚的窗簾，再過上好一陣，才相信今天是平平安安地過來了。
說來也怪，打這以後，在澀谷再也沒有陌生人看我一眼，招呼一聲，再也沒有人邀請我共進晚餐。我終於恍然大悟，原來問題出在我走路的速度上。
我走路的速度是北京的速度，我的腳步是北京的節奏，優哉遊哉。我起步和落腳的時候，也許都是有短促的停頓的，我常常在走路的時候思考。如果走得太快，我的思路會被扯亂。
我吃驚地發現在澀谷，凡正經人走路都比我快，只有那些不太正經的男男女女才把腳步放得很慢，像是在等什麼人或攔什麼人。我差點被他們拉入夥，好險！
很快，我學會了用日本速度走路，用日本速度辦事，我再也沒有遇到麻煩。可是，我的思考卻不再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