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之間不可以結婚。目前，中國不論是婚姻法，還是婚姻登記管理條例中都沒規定同性之間不能結婚。那麼，在這個問題上，當然可以存在有多種理解。對於同性戀者來說，完全有理由認為自己是有結婚權利的，而民政部門不給登記的行為是侵權行為。這時，同性戀者就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民政部門停止侵權行為，為他們辦理結婚手續。而對於這種案件，法院是應當受理的。這可以從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11條的規定中找到依據（第十一條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其中就包括這樣一種情況：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覆的）。而結婚權利肯定是一種人身權利，那對同性戀當事人完全可以認為民政部門沒有履行法定職責，並以此為理由進行訴訟。
如果法院真的受理了這種案子，由於這種案件史無前例，而且缺乏具體的法律規定，法院很可能會逐級請示，直到最高人民法院。而最高院的法官們就有可能依據憲法精神、人權原則，並經過權衡利弊，做出同性婚姻合法性的認定，並制定相應的司法解釋。而這實際上，就等於已經承認並給予同性之間的結婚權利。
筆者認為訴訟途徑既是可行的，又有特別的優勢。可行性在於，我們社會正在朝法治方向前進，而在法治國家中，很多社會問題就是透過訴訟解決的。因此同性戀問題透過訴訟問題解決是可能的。優勢在於，用訴訟途徑，同性婚姻合法化被承認的可能性更大。這裡有三個原因。首先，該訴訟只需要兩位同性戀者向法院起訴，就可以實現，而不像進行同性婚姻提案那樣，需要三十位人大代表複議；第二，法院的法官們相對於一般人來說更有法律意識，更懂得平等、權利的重要，也就更可能會認同同性婚姻；第三，投票比例上的優勢。法院的法官們只要有一半人以上認為同性之間結婚是一種權利，官司即可打贏。而如果把這個問題拿到人民代表大會上表決，則需要有3/4以上的人承認同性婚姻法，它才能實現。而這個比例上的優勢是十分寶貴的。
因此，用訴訟途徑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可能是一條最佳途徑。
其他權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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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有關同性戀者權利問題的研究，還十分不發達。李銀河雖然提出了同性戀者結婚權利的問題，然而，同性戀者尚有許多其他權利需要保護，比如平等的就業權等。因此，我們的法律還應該制定相應的反歧視法。
我們知道，同性戀在當代中國社會中還受到一定的歧視。於是，法律所賦予公民的一些基本權利，同性戀人群就可能事實上享受不到。比如，同性戀者應聘時，因為同性戀身份而不被錄用；或者，已經有職業的同性戀者（比如教師），因工作單位發現其同性戀身份，而將其解聘。而且，即使同性戀者就相關問題向法院起訴，由於相關法律的空白，法院仍有可能表示，由於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而駁回同性戀者的起訴。
於是，法律所規定的種種權利，同性戀者就可能事實上享受不到，成為社會的二等公民。因此，我覺得制定有關同性戀者的反歧視法是十分必要的。
順便補充一句，在國外，普遍的情況是，先出現關於同性戀者的反歧視法，後出現關於同性婚姻法；而在中國，這個順序恰好反了。先有人提同性婚姻法的問題，而關於同性戀的反歧視法，卻幾乎沒人關注。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這可能與我們社會關注同性戀問題的人太少有關，尤其在法律方面。中國那麼多法學家，幾乎就沒人來涉足同性戀這個群體。而作為李銀河個人，她自然是比較適合提出同性婚姻合法的問題。因為她是社科院婚姻家庭教研室的主任，是一位婚姻家庭問題專家。她的身份和學術背景決定了她適合做哪些工作。不過，中國的同性戀問題總不能靠李銀河一個人解決。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法學界人士來關注同性戀人群的權利問題。
（9）談談同性戀氣質
臺灣作家白先勇寫過一本書叫《孽子》，那裡面講述了臺北市一群同性戀少年的悽慘遭遇。臺灣的另一位文化人龍應臺女士看完此書後，頗有感觸，發表了評論，稱它是對老臺北市的最後一瞥。現在，已經看不到白筆下的臺北市景象了。不過，龍女士話鋒一轉，又對《孽子》提出了一點質疑，稱它沒有對同性戀氣質做探索。筆者的印象中，龍女士用的就是“同性戀氣質”一詞。原話是不是這樣，我已經記不大真切。但她的具體意思，我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