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她我今晚不回家。我躺在床上,望著屋頂的桌布,在這個八年前就熟稔了的屋子裡回顧自己的歷程。我知道我很累,精神很累。
和各種人物打交道都要戴上面具真累,日子久了,我甚至都忘記了原來的自己。久美子對我的疏忽也讓我越來越感到失落,而我卻沒有辦法改變她,因為我覺得我搶不走她對兒子的那份母愛。同時,我的潛意識裡出現了愈發濃重的不安。方才我給那女孩子講的“安全第一”的原則,其實也是告誡我自己的。在歌舞伎町,中國偷渡客、韓國皮條客對我缺乏友善態度、甚至懷有敵意的人日漸增多。為了守住我多年汗水換來的“地盤”,我每時每刻都不敢鬆一口氣。我的靠山,鈴木最近好像也慢慢失去了他的能力。有時,當我向他提出需要幫助時,卻被他以繁忙為藉口推脫。歌舞伎町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攪亂了他往日的寧靜,也沖淡了他的威風。鈴木在那些外國“同道”面前常常無所適從,這也難怪,一般的日本黑社會分子也不得不承認中國、韓國的“道上兄弟”心腸更狠,他們可以一言不和就演變成要人性命的決鬥。但是,錢依舊不能少了鈴木的。一到他缺錢的時候,就會冒出來,到我的面前或主動打電話給我,找出種種理由,索要去一兩萬日元。
這樣下去可不行!我現在能讓自己生存下去的“事業”也許終有一天會被別人佔領的。而我一旦失去了這塊賴以生存的“地盤”,那我就會被徹底打敗,走投無路。我終於明白,即使我前一段不自知,但不安全感卻一直悄悄盤踞於腦中。
次日晚上,我接到了北京女孩的電話。她說已經去過那家酒店,老闆娘同意她留下來。她再次向我道謝,我說不客氣。她最後說了一句:“我看你也有挺多心事,你也要多保重。”
有很多人善於開導別人,但對自己的類似困難卻手足無措。現在看來,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為了逃避那股潛意識中的不安,我竟然陷入到賭博的漩渦當中去了。
我開始頻繁地踏進中央大街上的一家扒金庫賭博店。來日本八年,我沒進去過幾次,儘管當初範勇他們多次拉我入夥,也教會了我基本的操作方法,我卻從來都沒有對那玩意兒感興趣過。但現在則不然。我把那裡當做了一個緩解精神壓力的所在,漸漸地一發而不可收拾。那裡的機器嘈雜聲如同工廠的大廳,但是它確實吸引了無數心靈上空虛、憂慮、煩惱的男男女女,我在電視上看到還有年輕的母親為了去賭博,導致自己的嬰兒被活活悶死。
對於範勇那批人來說,扒金庫如同提款機;可是對於一般的賭博者,扒金庫是個吸錢機器。當時我雖然預感到自己是在送錢,但我自以為自己的收入仍然保持在高峰狀態,所以,便不吝惜地揮霍在賭博遊戲中。
第一天輸五六萬日元,很快上漲到一天十幾萬、二十萬日元,運氣差的時候,多少錢也是一會兒就輸光了。當然,一天贏上幾十萬的情況也有,我的最好記錄是有一天始終福星高照,贏了二十七萬日元。但總的結果算下來,自然還是輸的金額要多得多。手上的錢輸完了,我又開始用久美子和兒子戶頭上的錢。結果,從1996年開始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我在扒金庫賭博店裡共輸掉了總額超過兩千多萬日元的鉅款,那就相當於一輛豪華的賓士600。如今反省,我簡直太糊塗了,可人性就是有這樣的弱點。還好,在那期間,我每個月交給妻子的七八十萬日元的生活費從來沒有少過,這是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事情。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我也絕不能讓妻子和兒子為生計發愁。當然,妻子和兒子的存在,從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我繼續墮落。
第十二章 真相(4)
就在我終於決定不再繼續去賭下去之前,在那家扒金庫賭場,我認識了上海人託尼。
他在那家賭場裡當店員。本來由於使用假卡的中國人犯罪猖獗,好多扒金庫賭場都在門前貼上了“中國人禁止入內”的告示。但隨著機器效能和防範裝置的更新,原來很容易的作弊變得越來越難,隨著東京等大城市的中國犯罪團伙急劇減少,扒金庫賭場對中國人的戒備就不那麼嚴重了。更主要的是,在新宿附近,從事色情、餐飲等行業的中國人人數大增,錢來得容易,好多人又染上了賭博的惡習,於是,歌舞伎町的多家扒金庫賭場不但撤去了拒絕中國人入內的拒絕招牌,反倒僱用了一些中國人做服務員,以便照顧那些有錢但日語不流暢的中國顧客。託尼就是其中之一。
託尼是上海人,從外表上看,是那種江南風格的敦厚而文靜的男人。至於他為什麼叫託尼,據說是因為他長得有點像香港演員梁朝偉。他的日本同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