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傢伙是香港電影的狂熱影迷，是他發現了這點。託尼本來的中文名字用日語讀起來很拗口，那個影迷就用梁朝偉的英文名字託尼來稱呼他。時間久了，大家都這麼稱呼他，託尼就成了他的新名字。我留意過他，發現他留起唇上的鬍子，真的有點像梁朝偉，神色溫和，令人感到親切。和他說過幾次話之後，我又知道他和我同齡，便覺得更加投緣。
有一天，我像往常那樣正陶醉在遊戲當中，託尼過來更換我面前的菸灰缸。他突然附在我耳旁輕聲說：
“掙錢不容易，省著點花吧！在外國沒錢花的日子可不是滋味。你繼續這樣下去，很容易走向犯罪的。”
託尼和我一樣，是1988年留學來日本的。別看他表面斯文，據說年輕時脾氣非常暴躁，因為打架傷了人，還在國內受過短期的刑罰。他後來還對我講了他在日本這幾年的經歷：來日本的第一年，他在學校認真地上學，可是到了第二年，打工掙的錢交了學費之後，又變成了零資產。而他還有個喜歡聽音樂的愛好，主要是英文老歌，他寧肯削減自己的生活費，也要省些錢去買唱片。如此一來，他的生活相當拮据。最後，他終於決定放棄學業，全力賺錢。學生簽證過期後，他變成了黑戶口，在建築工地等處拼命打工。
我曾問過他：“真有點不可思議，這麼多年，你都一直這麼辛苦的打工，沒想到做什麼壞事？那樣的話，掙錢不是更容易嗎？”
他依舊溫和地笑著回答我：“錢這東西，當然是想多掙，但我還真的不想發不義之財。我的那些上海同鄉看到我在工地上賣苦力，都罵我無能，讓我多動動腦子。他們要麼靠在扒金庫賭場裡做手腳發財，要麼靠偷東西、賣賊貨。結果呢，我認識的說這些話的傢伙，一共六個人，四個因為做壞事被抓住遣送回國了，兩個在監獄裡服刑。賺了錢又能如何？在牢裡怎麼花？我本來是個黑戶口，風險就大，再去做那些犯法的事，風險更加大。我覺得划不來，還是老老實實打工為好。”
我笑著說他不像上海人，因為我熟悉的幾個上海人有兩個特點，一是小算盤打得精明，二是有強烈的物質貪慾。不過，經過一段的交往，我心裡卻生出一種直覺：這個人應該值得信賴。如果我真的需要找一個在歌舞伎町街頭導遊的幫手，託尼會是我的第一選擇。
幾天後，我在託尼午間休息之前來到扒金庫店裡，約他到咖啡館“上高地”談談。落座後，他扭扭捏捏地說：
“我要一杯免費的冰水就行了！”
我非常理解，他現在的工作每小時的工資只有八百日元。要讓他付一杯五百日元的咖啡，他肯定覺得太奢侈。
“不要擔心付賬的事情，是我約你來的，當然應該由我來請客。你想點什麼就點什麼！不要客氣。來份三明治怎麼樣？或者來份義大利麵條？”
我約他就是想和他談入夥的事。我已經覺得自己的這份工作依靠一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了。像我這樣拉客的韓國人、黑人，在歌舞伎町越來越多，他們的足跡已經從新宿大劇院後面擴充套件到區役所大街。這樣下去，很快就會蠶食甚至沖垮我的“地盤”。有很多時候，我眼睜睜地看著幾十米以外的客人被他們攔住，而我則失去了一筆潛在的財源。我想和託尼商量，問他是不是願意和我一起幹。
然而，還沒有等我說話，託尼卻先開了口：“我正有事求你。我現在掙得太少，僅僅夠維持自己的生活，連給上海的家裡寄錢都做不到。我想找份掙錢多點的工作，又肯定不想做犯罪的壞事。所以我想，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幹？”
不用說，我當然一口答應了他的請求。
“我正準備戒賭了，必須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你要是能幫我一起做，那就太好了，我還正準備拜託你呢！”
第十二章 真相（5）
從此，我不再是單槍匹馬地孤軍作戰了，我有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夥伴。
託尼比我想象得還要能幹。他不是那種靠花言巧語招徠顧客的人，而是憑著他身上流露出的那種沉穩和可信，讓客人感到放心，願意去他介紹的店鋪。他的工作開展得非常順利，第一個月，他掙了十萬日元，第二個月達到了二十萬，第三個月以後，他就可以每個月掙到三十萬日元以上的收入了。
我很快又感覺到，只有託尼一個幫手是不夠的。從區役所大街到西武新宿車站前大街，歌舞伎町有五條縱向的大街，還有十幾條橫向的小道，在這些如同棋盤般縱橫交錯的路面上，是一座座面貌各異的建築。我和託尼雖然在其間佔據了兩個要衝式的位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