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弗利辛根在管理中採用了“法術並用”之法——採取了新的用人觀點，結果公司的利潤比原來增加了九倍，年利潤大約有30億美元。
範·弗利辛根大膽對權利進行分屬與下放，讓員工都能感到自己就是公司的主人。由於SHV公司是一個大跨國集團公司，所以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和子公司的管理者，主要任務是執行總公司的決定。結果是這些分公司的管理者，在對總公司的任務及指令的執行過程中，就都會產生無論執行結果如何，這都不是自己的責任與任務的心理。因為指示與指令是總公司下達的。也就是說，分公司管理者，只是總公司的一個喉舌和器官而已，而對於總公司大腦的指令的可行性與否，根本就沒有置問的權利與可能。所以，這種總公司管理中的只注重“法”，而忽略“術”的管理，就嚴重影響與制約分公司管理者的主觀能動性。基於這種管理現狀，範·弗利辛根就把百分之九十的革新創業指標與具體的方法，都下放到了分公司的管理者手中，而總公司只承擔百分之十的責任。顯然，範·弗利辛根這種“法術”並用方法，且“術”佔主要的管理革新，馬上就調動起了世界各地分公司管理者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因為這樣改革的結果，就會讓分公司管理者感到自己公司的好壞，直接代表自己管理的水平與能力。
在實施“術”的管理中，範·弗利辛根表現出了對分公司領導與員工絕對性的信任。在他看來，讓分公司管理者獨擋一面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分公司管理者中，不乏有非常精明能幹的管理者，他們擁有強烈的責任感與進取心，所以總公司沒有必要對他們進行指手劃腳。就這樣，他在收到分公司管理者的彙報時，就在後面寫上自己的建意（注意只是建意而已）。
範·弗利辛根的做法直接的好處是：在各個分公司都激發出了數倍的積極性，每個具體的管理者都把如何讓本公司有最大發展，看成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責任。分公司管理者，有如此高的工作熱情與表現，當然分公司的下屬也都是如此了。這就是“將帥有能力，國君卻不隨意控制，就會取得國家富強昌盛”的道理。
縱觀管理實踐，我們不難發現，一位管理者與領導者，如果任何事都要親自定奪，而不給部下任何獨擋一面的機會，那麼下屬勢必就沒有了辦事的積極性與主動性，而管理者也會感到自己很累。這就是韓非子“法術並用”觀點之於管理的實用性。
與此同時，作為管理者，特別是企業高層管理者，要明白一個事實：大人物永遠是作人，小人物永遠是做事；而大企業永遠是作人，小企業永遠是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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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墨子》七患談國體 團隊管理說三戒（1）
《墨子·七患》中講：“國家有七種禍患。這七種禍患是什麼呢？城牆和護城河壞得不能有防禦作用了卻去建宮殿，這是第一種禍患；敵國軍隊已經到了邊境，周圍鄰國沒有人來救援，這是第二種禍患；民力耗盡在沒有用的事情上，賞賜的卻都是無能之輩。由於在沒有用的事情上已經把民力耗盡，所以急需要接待賓客時財富反而沒有了，這是第三種禍患；做官的不幹正事，只是白拿俸祿，遊手好閒的人愛結交朋友，國君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懲罰臣下，臣下害怕而不敢對國君爭辯勸諫，這是第四種禍患；君主自己覺得聖明而不問政事，自己覺得國家安定強盛而不防備外敵，四周鄰國策劃進攻而不知戒備，這是第五種禍患；君主信任的人不忠誠，忠於君主的人卻得不到君主的信任與重用，這是第六種禍患；儲存的糧食和將要收穫的糧食不夠用來百姓們吃，發生了危機以後，大臣們也沒有辦法。這時，賞賜不能使人高興，懲罰不能使人害怕，這是第七種禍患。管理有七患的國家，肯定要滅亡；用七患來守城，敵軍一到國家就傾覆。七患存在的國家，國家必定有禍殃。
因為糧食是百姓生活的基礎與依賴之本，所以當國家遭遇荒年時，百姓就容易鬧事。這就是古代聖賢君主鞏固農業，重視農業生產的原因。倉裡沒有儲備的糧食，就不能抵擋災荒之年；庫裡沒有儲備的兵器，即使是正義的一方，也不能討伐與抵禦不義的一方；內城外城沒有整修完好，就防守不了；沒有戒備之心，就不能應付突發事件。這就好像春秋時的慶忌不存戒備之心，他不應該輕意地與要刺殺他的要離渡江一樣。夏桀沒有防禦商湯的準備，所以只能逃跑；殷紂沒有防禦周武王的準備，所以就只能被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他們都被百里小國所滅，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雖富強但不做任何防禦災難的準備。糧食，是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