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的人很多，走廊上一片愁雲，對面坐著一位中年婦人，看她年紀，大約三十，卻臉黃肌瘦，蓬頭垢面，我穿著棉襖還抵擋不住過道上的涼風，而她只不過一件單衣，下面赤著雙腳，索索發抖，懷中抱著一個乾柴般的孩子，孩子乾柴的身上長滿了紅斑，她一面哭泣，一面向過往的護士小姐哀告曰：“我沒有錢給孩子看病怎麼辦？我沒有錢給孩子看病怎麼辦？”大家一齊看著她，默默無語，大概不知道應如何插嘴才好。柏楊先生聽她河南省口音，忍不住問她怎麼回事。嗚呼，她的丈夫在大同中學堂當工友，一月只三百元，而她卻有八個孩子，第八個孩子生的時候動了手術──連生產費都是療養院副院長特准免收的，而如今那位好心腸的副院長走啦，她的腸子竟和輸卵管黏在一起，發炎不止，醫生要她開刀，不開刀只有死，但開刀要兩千元，她哪有兩千元哉？偏偏最小的孩子身上又長出可怕的斑點，每次看病，她都一路哭來，再一路哭去，盼望能像做夢一樣再遇到那位副院長。所以已陷於歇斯底里狀態，半瘋半傻，眼前一片蒼茫，只有絕望、痛苦，沒有前途，沒有遠景。
我老人家當時記下她的住址，想去她家看看，可是因尊肚脹痛不止，沒有去成，就把此事告訴記者朋友張震先生，他第二天便按址前往，回來後寫了一篇專訪，刊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自立晚報》，我想讀者先生都看到了矣，為了也許有人沒看到，原文抄錄於後──
題標曰：“多子非為福，生活逼壞人。結褵十載，八子臨門，食指浩繁，不堪其苦。”
文曰：“（本報專訪）在大同中學操場的一角，有一座用竹子紮成矮矮的房子，裡面蜷曲著一位三十四歲的河南籍婦人，一位四十七歲的山東漢子和五個十歲以下的孩子──那是由爸爸、媽媽、兒女們組成的一大家人家。然而，這個家庭，卻因為吃飯的人多，賺錢的人少，生活失去了均衡，整天籠罩在一團窮困的煙霧中，一天、一月、一年，夜以繼日地在跟貧困和疾病搏鬥，一直悲苦地掙扎殘喘在飢餓的領域裡。不過，他們卻渴望著有一天，能夠爬出那種坎坷的漩渦！”
專訪繼續報導曰：“這個喘息在逆境中的家，男主人叫李桂林，在大同中學當校役，每月薪金三百一十元新臺幣，另外還有五十四斤大米；女主人名胡乃英，在家裡長病，和生孩子。說她長病，一點不過分，因為十年以來，沒有一天，她不在病魔的纏繞下活著；說她生孩子，那她可真會生呢！平均不足一年零四個月，便生下一個，稱得上是一位多產的媽媽。且看她的生產紀錄──
一九五四年，生下了長女玉鳳。
一九五六年，生下了長子玉山。
一九五八年，生下了次女玉華。
一九五九年，生下了三女玉琴。
一九六一年，生下了次子玉水。
一九六二年，生下了四女玉蓮。
一九六三年，生下了三子玉海。
一九###年，生下了五女玉×。
“說也奇怪，這些小寶貝，一個長得比一個乖；看起來聰慧、伶俐、活潑，美麗得像一群從天國裡來的小天使。然而他們卻由於爸媽的窮困，因而享受不到家庭的甜美和爸媽的慈愛。像三女玉琴，次子玉水，以及還沒有取名便被人抱走了的五女，均先後為了家庭的貧困，送給別人，使那三個小寶寶，在懵懵懂懂的時候，便飽嘗著失去親情的痛苦了。
“那三個無辜的孩子，和這個被窮困所威脅的家庭，便是由於中國‘多子，多孫，多福壽’的觀念，造成的慘淡局面。
“‘多子多孫’的觀念，也許在某一時代的農業社會中是適合的，但在臺灣，這樣人口密集的地區，又是在一個半工業化的社會里，一個經濟薄弱的小家庭，如漫無止境地添人進口，確是生活上的一大威脅！
“‘你們怎麼不節育呢？’記者問。
“……”那對被生孩子、養孩子、和教育孩子磨折得枯萎乾枯的夫婦，茫然不知所對。
“然而，他們終於從痛苦中摸索到解脫的辦法了。女主人胡乃英微喟著說：‘在我們生最後一個孩子時，請醫生給“扎”了。’（扎住輸卵管）‘可是，’這位多產的媽媽又解釋說：‘雖然我們不會再有孩子了，但目前我們五個孩子，還是沒法過活呀！’”
一個例項（2）
“她的丈夫李桂林也有氣無力地說：‘我每月領的五十四斤大米，根本填不滿一家七口的肚皮；為了怕孩子們餓肚子，在冬天大家胃口好的時候，要每月添四十斤，夏天大家胃口較差，也需要補充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