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馬一樣自由無羈，他和才女溫小珏一起，常常把最先鋒的作品的資訊，傳到班裡來。‘蕭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嶽野的話劇《同甘共苦》，真是妙極了！’於是，我們班裡很多人搶著讀這些作品，為蕭洛霍夫對於戰爭摧殘人道的描寫所震撼，為一些老幹部進城後的喜新厭舊而憤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從小說到電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稱讚，簡直崇拜得五體投地。普希金、萊蒙托夫、聶魯達、希克梅特，艾青的《寶石的紅星》、《在智利的海峽上》……幾乎成為我們幾個喜歡詩歌人口頭議論的專利。……在宿舍裡，教室裡，孫紹振常常伸出雙臂，尖聲高叫地朗誦著：‘伐木者，醒來吧！’”
這“醒來”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恆：孫玉石在四十三年以後，回首往事時，“不能忘卻的，而且要刻骨銘心要牢記於懷的”，依然是這呼喊。孫玉石：《“如歌”的歲月裡》，收入《開花或不開花的年代》，頁10—11，頁12。
於是，我們發現，1956—1957年的中國校園裡的年輕人，正處在精神的甦醒之中，內心湧動著對知識、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創造的衝動。年輕人的創作才情如熔漿般的噴發了。在《紅樓》上經常可以讀到這樣的“北大文藝動態”：“中文系三年級同學王磊同學的詩集《寡婦淚》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本校音樂創作組劉季林同學（中文系二年級）創作的音樂作品《少年鋼琴曲》已被音樂出版社接受出版，這是作者的處女作”《北大文藝動態一瞥》，《紅樓》第4期。；各個外語系紛紛編輯出版學習翻譯的刊物，計有俄語系的《十月》、東語系《翻譯習作》、西語系《橋》等，中文系的班級手抄刊物也如雨後春筍，如語言專業二年級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壇》、《小火星》、朝鮮族同學的《長白山》，新聞專業一年級三班的《向日葵》等《北大文藝動態一瞥》，《紅樓》第2期。。校園文化活動也很活躍，據報道，蘇聯作家波列伏依、卡達耶夫，印度作家庫瑪爾，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夫人，蘇聯電影大師邦達丘克，中國作家、學者###吾、陸侃如、劉大傑、康濯、吳祖光，電影演員趙丹、白楊、黃宗英、孫道臨等，都曾來校與學生見面、座談。《北大文藝動態一瞥》，《紅樓》第2期、第3期。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3）
《紅樓》就是在這樣的土壤中拔地而出。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北大詩刊》（1955年創刊，初為32開本，1956年改為16開本），聚集了幾乎所有的燕園詩人，後來張元勳作了這樣的描述：“當時的社長是現代派詩人趙曙光，社員則有古典派詩人崔道怡、哲理詩人馬嘶、李任、海濱詩人孫克恆、敘事詩人薛雪、抒情詩人張玲、學者詩人謝冕、大漠詩人任彥芳、唯美詩人王克武等”，當然，也還有林昭和張元勳自己。當年，他和林昭一起負責編輯《北大詩刊——1956年新年專號》的情景，是永遠難忘的：那一期的封面用的是粉紅色的膠版紙，印著提著燈籠的女孩的刻紙圖案，有一種樸素的美感，就是出自林昭的匠心。張元勳：《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收入《沒有情節的故事》，頁521—522。這一期還刊載了謝冕的一首《一九五六年騎著駿馬飛奔而來》，其中有一句“雖然冰霜封凍著大地，可是我的心卻燃燒得發燙”，與寫在同時的張元勳的詩句：“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訊息！”都是傳遞著一種心聲，以及對時代變遷的資訊的某種直覺的把握與敏感的。
因此，由《北大詩刊》到《紅樓》，是一個自然的延續和發展：從純詩刊發展成綜合性文藝刊物，除這些校園詩人之外，又吸引了更多的校園作者：寫小說、散文、評論，以及畫畫，作曲的……都納入其中，儼然形成了同學們所戲稱的“北大文藝界”。據張元勳回憶，任《紅樓》主編的是時為團委宣傳部長的中文系助教樂黛雲，副主編是康式昭、張鍾（中文系四年級學生），編委有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張元勳、謝冕、張炯（按年級自高而低排列）等。張元勳：《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收入《沒有情節的故事》，頁523。從編委會的組成，可以看出，《紅樓》是一個在團委領導下的學生社團刊物。這就表明，五十年代的中國校園詩歌與文學，它既是五四所開創的校園詩歌與文學的繼續，同時也具有自己時代的特點：和五十年代的中國文學一樣，它的合法性與出版經費、空間都是由黨、團組織和國家、政府（學校行政領導）所給予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