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影響最為深遠，不但鼓勵了社會上一直處於弱勢的同志社群，同時也為敏感的演藝行業開闢了現身遊走的缺口，而張國榮於九○年代中期的性別姿態，也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催生而成的。當然，張不是第一個先驅者，在他之前，早有妖嬈的羅文在舞臺上以勁歌熱舞演繹男人的嫵媚、在京劇摺子戲裡反串“貴妃醉酒”0，另外還有樂隊組合達明一派唱述《禁色》、《忘記他是她》、《愛在瘟疫蔓延時》等同性壓抑的心聲。所不同者，是張國榮承受的攻擊比前面任何一個先行者都要沉重和龐大；然而，他在舞臺上、電影裡的性別易裝，在訪問裡的雙性宣言，在日常生活中對同志情愛的專注，等等，對香港及海外華人的同志圈層來說，無疑是建立了一個華美的典範——如果真的要問為何“香港”能孕育張國榮這樣的生命奇葩，可以說是這個地方的西化殖民背景、沒有國族身份包袱的輕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識、文化工業的興盛環境，以及漫長而崎嶇的性別運動抗爭等，這些孕育的土壤，當遇上具備演藝才華和自我主體的張國榮的時候，便開出了驚世駭俗的奇花！是的，張國榮從來都是一個驚世駭俗的人物，他既能在事業的高峰淡然引退，在一片爭議的聲音中毅然復出，在傳媒攻訐的鏡頭下踏上臺板，上演幕幕顛覆主流保守思想的雌雄同體，最後以抑鬱的死結在SARS瀰漫的空氣中墜下，這一切都使他“異”於常人，是異稟、異見、異色和異能！
導言4：“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1）
“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
作為異色的奇葩，開在香港這塊曾經被殖民的土壤裡，張國榮的演藝*得來不易，為他演說歷史，是為以往種種艱難盛放的藝術形象定鏡存格——所謂“禁色的蝴蝶”，是指張的精緻、脆弱、斑斕、玲瓏、驕傲和喧鬧，但卻是被禁絕、禁忌和禁棄的色彩，這色彩不流於世俗，所以為世不容，如同達明一派的歌曲唱道：要寄生在“某夢幻年代”或“染在夢魂外”，只有胸懷開闊、目光寬大的拈花者才能明白知曉。所謂“張國榮的藝術形象”，是以他的演藝聲色作為討論的切入點，分析他在銀幕上的聲情形貌、銀幕下大眾對他的追思，甚至他引起的喧譁與騷動，媒體煞有介事的攻擊，都是這本書的重點，也是張國榮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文化遺產。換句話說，我是將張國榮作為一個“演員作者”（actor…auteur）來研究的，那是以一個“明星文字”（startext）來拆讀電影和舞臺的內容與形式，因為張的特質不單是香港演藝史上罕見和獨有的，同時他的存有（being）更成就了眾多導演的風格。一個演員的“主體性”（subjectivity），除了能建立強烈的典範外，甚至可以改變電影文字中原有的保守或狹隘思想，看張如何瓦解《霸王別姬》與《金枝玉葉》的恐同意識，如何演活非他莫屬的阿飛和十二少，如何以死亡的抑鬱搬演銀幕上下的終極姿態，我們便知道一個“演員作者”怎樣以“生命”建構“生命”：一個自我單一的生命活出無數角色人物的生命及其變奏。正如文化評論人林沛理所言，張國榮的演出“來自生活與紮根於痛苦體驗的真情，一種感情的濃度，及一個活生生的‘我’在。”或如臺灣樂評家符立中所言：“張國榮以一個男星身份化身為這麼多部作品的繆思，在整個華語電影史上是極其罕見的。”張國榮不同於周星馳，因為他沒有草根味，也演不出下層人物的模樣，他是屬於中上階層的，是逸出於俗流邊緣的遺世者；他也不同於梁朝偉，演出不求刻意，卻放任自然，每每太過走入人物的內心世界而被誤以為是角色的自我化身。
“明星研究”（stars studies）在香港一直都不是學院主流關注的重點，而民間出版相關的書刊，卻又以圖片、劇照為主，配以一些零碎的剪報、簡略的生平，甚至道聽途說的傳聞，來述說一個明星的一生及其演藝生涯。間中一些做得比較認真的，不是幾個影星合在一起作專題討論，便是隻集中一些舊人回憶的記錄，少有單獨一人作深入的理論建構或精細的論述。另一方面，粵劇名伶的個人專書較多，也較有系統和深度，如任劍輝、芳豔芬、靚次伯、陳寶珠等；但電影明星的討論則十分零散，只有李小龍及周星馳享有較多的注目；流行歌手方面，除了許冠傑外，差不多絕無僅有。然而，大部分這些“明星研究”，不是著重訪談憶舊，便是隻有區域性的闡述或斷章的取義，較少深入涉及“明星”與他們的社會文化、人文風景、演藝形式、媒體論述、觀眾反應等批評範疇，例如一個“明星”如何誕生、發展、起落？他 /她的藝術模式如何？超前或啟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