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2 / 4)

小說:禁色的蝴蝶 作者:不是就是

可饒恕的罪,彷彿這“美”過於使人耽誤,無法自拔,因為美麗而不*控的東西都是危險的,我們的耽迷容易變成臣服,最終反*控,尤其是具有異質風格的美體,不但會瓦解道德的防線,而且威脅主流體制的存在——張國榮的藝術形象就是這麼的一個展示,充滿誘惑力卻無法迫近,使人身不由己的沉溺卻永遠不能改造或擁有,能帶來感官的歡愉卻危機四伏,恍若“紅顏禍水”的男裝或同志版演出,無論是《我家的女人》還是《春光乍洩》,戀上他如同瘟疫,除了痛苦便是死亡,也如《金枝玉葉》與《夢到內河》,他的存在拆解了既成的規範,考驗了大眾接收的能耐與尺度,見證了世俗的褊狹與歧視。張國榮這種罕有的異質特性,從早期的電視劇集開始,便已傾注於反叛者的姿態,以充滿生機的青春氣息演活反抗社會道德的叛逆青年,這種型別角色一直延續至他日後的演藝生涯,並且隨年月的成熟,由反叛青年、情場浪子逐漸演化而成心理異常的歌王、殺手,甚至精神病患者,這些人物都踩在正邪之間的危崖上,進退維谷,前後無路。然而,遺憾的是這些異質角色又使張國榮常常被排擠於演藝的獎項,無論他在《春光乍洩》中如何演得生動傳神,令人刻骨銘心;在《胭脂扣》裡怎樣風度翩翩,卻又忘情負義;在《金枝玉葉》中如何加厚了電影原本單薄的素質,使單向的人物變得立體可觀;在《霸王別姬》裡怎樣風華絕代,悲情洋溢,但他一直以來都不是評審眼光關注的演員,有時候甚至被認為由於得天獨厚的外貌條件,做戲便無須費力,部分論者更將戲內角色誤作演員本人的個性,完全忽略和否定了張國榮個人努力的工夫。對於這種偏見,張國榮曾經提出反駁:“我十分不明白,為什麼每當一個演員把角色演得好,別人總是說某角色是為某演員度身訂造的吧,他們又何曾想過其實是這個演員演得好呢。我想除非是演回自己,沒有一部戲或一個角色是真真正正為某演員度身訂造的,因為一部戲有很多東西是編劇和導演的idea,故只能說演員只是做到很接近角色,但是演員絕對不是角色,故絕對不能說成是度身訂造。”其實,張國榮的“本色”演藝,非常接近西方傳統所言的“方法演技”(metho dacting),那是俄國戲劇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ski)提出的,認為要投入角色必先活成那個角色的生命,用豐富的想象力走進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意識底層,建構情感動盪的“情緒記憶”(emotionmemory),把自己徹底改變成那個模樣,然後設計相關的語言、動作、眼神和肢體反應,務求將人物內心的生命能量透過藝術造型表達出來。香港著名的電影攝影師鮑德熹也曾稱譽張國榮是香港少數的專業演員,因為他“很入戲,演出極投入”,“對每一個動作,怎樣轉身、走路、站立、傾前,等等,他都會仔細研究”。可想而知,這樣的演出耗損的精神力量很大,那是用自己的血肉生命成全一個虛有角色的存在,不但要灌注濃厚的感情,賦予喜怒哀樂的情緒,而且還要揣摩人物言行的人性舉止,活現貪嗔與痴迷,怪不得拍攝《霸王別姬》的時候,陳凱歌曾經為張國榮的動人演出而感慨萬千,說“他的眼睛中流露出令人心寒的絕望和悲涼。停機以後,張國榮久坐不動,淚下紛紛。我並不勸說,只是示意關燈,讓他留在黑暗中。我在此刻才明白,張國榮必以個人感情對所飾演的人物有極大的投入,方能表演出這樣的境界”。這是一種“人戲合一”、甚至“天人合一”的造詣,以高度凝練的專注和真誠追求藝術完美的形態,相對於一些視“演戲”如職業、例行公事或遊耍的行內人,張國榮的認真和擇善固執,恍如一道清泉,源源流泊,生生不息,既對比了俗流,也照現了他內在外在的日月光華。可惜,他的天賦與努力一直都被視作等閒或視而不見,總在認同的名單中從缺,或在頒獎臺上失落!也許,“怪他過分美麗”,完美的藝術形象造成彷彿宿命的致命傷,誠如徐克所言:“Leslie的眼神充滿反叛,與Jean Dean很相似,對普通人來說,這是一種威脅,但當觀眾慢慢熟悉他以後,這種眼神會演變為一種特殊的魅力。”0就是這種“威脅性”使人不能逼視、無法認同而遭拒絕。可是,不被獎項認定的演藝,卻在生前或死後不斷被反覆強調是“不可替代”的演員,從十二少、景生、顧家明、何寶榮,還有阿飛、程蝶衣、寧採臣,等等,都被認定是非張國榮無法演成的角色,這中間存在的矛盾與悖論不得不令人感慨;或許,是張國榮的異質特性使他被摒棄於體制以外,無論這個體制是社會的性別規範,還是電影工業評審的標準,都因為他走得偏鋒,而被嚴苛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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