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焉，但一個人如果不奢望大家都同自己活得一樣，又不必經常高調佈道，常常需要節制和容忍。
孔見：從《爸爸爸》到《山南水北》，你的作品都有神秘和超驗的成分，對世界做了一些超現實的想象。這些想象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韓少功：文學中總是活躍著神話元素，因為文學常常需要超越經驗的常識的邊界，實現心靈的遠飛。廣義的神話，並不一定就是裝神弄鬼，只是保留和處理更多的可能性，引導想象力向無知領域深入。一般來說，我不會寫人變甲蟲，像卡夫卡寫的那種；或者寫飛毯，像馬爾克斯寫的那種。我通常是實中寫虛，常中寫異，在常態中展現神秘，打擊人類認識的自傲態度，比如在《馬橋詞典》中寫到一個成天打農藥的人：他漸漸適應了農藥的毒性，因此成為一個毒人，到最後，被蛇咬一口反把蛇毒死，吹一口氣也可以把飛蚊毒死。其實這裡面有經驗原型，又有超驗的誇張和虛構，似真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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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見：沿著實線畫出一條虛線。
韓少功：生活是已知領域與未知領域的混雜。在寫已知事物時，要給未知的縱深留下餘地，留下童心、浪漫、超感以及想象力。
孔見：你到鄉下生活好幾年了，在農民身上有什麼讓你感興趣的品質？他們當中有什麼讓你深為感觸的事情？
韓少功：我不是對農民特別感興趣，是對很多新派人士不感興趣的事物感興趣。眼下有些人，不過是多了幾個小錢，多知道一些新玩意兒，就自以為是高等華人，實在很可笑。農民缺少一些新學知識，但並不缺少智慧。要知道，蘇格拉底和孔子也沒坐過汽車，更不懂得電腦和影片，但比眼下的一般白領都聰明百倍吧？曹雪芹沒見識過五星級賓館，但眼下哪個中國作家敢說自己比曹雪芹強？
農民也有知識，尤其有傳統性和實踐性的知識，只是這些知識在當今社會被邊緣化，不被認為是知識。譬如老一輩農民大多懂得如何用草藥，但這種價廉物美的知識資源一直被輕視。大多數農民對社會也有切實的敏感，不會輕易被新理論和新術語矇住，把問題簡單化。回顧中國的這幾十年，左或右的教條主義政策都不是農民發明的，倒是由一些自以為高明的知識分子折騰出來的，而且一直在農民那裡受到抵制。那麼是誰更愚蠢？是農民嗎？
附 錄（3）
文明成長離不開大量活的經驗，離不開各種實踐者的生存智慧。看不到農民智慧的人，一定智慧不到哪裡去。正如得意於自己高貴地位的人，內心裡其實下賤，還在把金元寶特當回事似的。鄉土文明當然也需要改造，但文明是一條河，不能切換，只能重組。袁隆平發明的雜交水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只能充分利用現有的物種資源，趨利避害，因勢利導，擇優重組。
孔見：你的意思是說，要在農民的意識深處去尋找文明的增長點？
韓少功：必須這樣。任何成功的社會革新都需要利用本土資源，依託本土路徑，外緣結合內因。農民群體確實有很多問題，比如“鄉愿”習氣，徇情枉法，就是民主與法制的重大障礙。但有些人攻擊傳統沒說到點子上，或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譬如說農民一盤散沙，缺乏組織能力，但以前傳統的宗族、會館、幫會、商號，不大多組織得很嚴密嗎？現在很多大企業作假和賴賬，缺乏商業誠信。但我觀察農民“買碼”，就是買那種地下六盒彩，事情本身很荒唐，但荒唐事居然做得這麼大。他們巨大而複雜的支付網路卻十分高效，各個環節都比較誠信，賴賬的事偶有所聞，但比較少。還有一種“打會”，又叫“轉轉會”，相當於民間互助的融資制度，不需要書面合同，不需要法律公證，但幾乎不出現糾紛。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說中國人不誠信，說農民缺乏組織能力，而是要具體分析有關條件和原因。
孔見：與土地和植物打交道的勞動生活，在什麼意義上滋養了你的心靈和文學？
韓少功：文人的知識通常來自書本，不是來自實踐；是讀來的，不是做來的。這種知識常常不是把問題弄清楚了，而是更不清楚了；不是使知識接近心靈，而是離心靈更遠。恢復身體力行的生活，可以克服文人清談務虛的陋習，把自己的知識放到生活實際和大面積人群中去檢驗。當然，身體力行的方式很多，下鄉只是其中一種。透過這種方式與自然發生關係，與社會底層發生關係，會有一些新的感應和經驗。你面對迪廳和酒吧，與面對一座山，感覺肯定不一樣。在我看來，後一種狀態會讓你更腳踏實地，更接近靈魂。
孔見：現在，表現勞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