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種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玀”的人們中間，似乎已經很遲鈍了。她們會半裸體地起來開門，拎著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換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點的人的身上踢了幾腳，迴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向樓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著鈕釦，幾個還沒睡醒的“懶蟲”從樓上衝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著急地要將大鍋子裡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歲，除了老闆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柴棒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了她的名字。
這是上海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牆嚴密地封鎖著的工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小巷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籠一般，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三十多個人。所以，除了“帶工”老闆、老闆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綢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願警”等之外，這工房區域的牆圈裡面，住著二千個左右衣服破爛而專替別人製造紗布的“豬玀”。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闆。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日本廠裡有門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我們帶著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用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我們是同鄉，有交情。——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兩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著，咬著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恨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食宿，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的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包身工，屬於五十個以上的帶工所管。她們是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身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排場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到一百五十個以上。排場大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造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髮鋪一類的買賣。
四點半之後，當晨光初顯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巷子裡，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擠滿了。她們有的在水龍頭旁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緊粘在頭髮裡的棉絮，有的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著平滿的馬桶，吆喝著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老闆或者打雜的拿著一疊疊的名冊，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剪票處一般的木柵子前面。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了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們的伙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午飯由老闆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所謂粥，是用鄉下人用來餵豬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鍋巴等煮成的。粥菜？這是不可能有的。有幾個“慈祥”的老闆到菜場去收集一些菜葉，用鹽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餚。
只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也不能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她們一窩蜂地擠攏來，每人盛了一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吃。添粥的機會，除了特殊的日子，比如老闆、老闆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著擦地板或倒馬桶的，常常連一碗也盛不到。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還捧著一隻空碗。於是老闆娘拿起鉛桶到鍋子裡去刮一下鍋巴、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衝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剛梳過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機器”們前面。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之後，尤其是四年前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