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戰爭之後，日本廠家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來。他們大量用這種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代替普通的自由勞動者。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濟原理和經營原則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老闆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闆的利潤，所以即使在她們生病的時候，老闆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事倒是每個包身工都會遇到的），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其實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蘆柴棒”實在不能掙扎著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團，儘可能地不佔屋子的地位。可是在這種工房裡面，生病躺著休息的例子是不能開的。一個打雜的很快地走過來了。幹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的親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流氓，所以在這種地方，他們差不多有生殺予奪的權力。“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著手勢，表示沒有力氣，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
打雜的一手抓住“蘆柴棒”的頭髮，狠命地把她提起來往地上一摔。“蘆柴棒”手腳著地，打雜的跟上去就是一腳，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腳。可是打雜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據說那是因為“蘆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頭潑在 “蘆柴棒”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地跳起來。於是在門口刷牙的老闆娘笑了：“瞧！還不是假病！病了會好好地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大半都是老闆的鄉鄰，這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了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裡置一個請願警，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閒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絕之外，將管理權完全交給了帶工老闆。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闆把她們送進工廠，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遠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裡，廠方把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試驗，意思是試驗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意思是將一個“生手”養成“熟手”。最初，工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類。幾個星期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這裡也由這些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擔負下來。
五點鐘，上工的汽笛聲響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扇鐵門一推開，帶工老闆就好像趕雞鴨一般把一大群沒鎖鏈的奴隸趕出來。包身工們走進廠去，外面的工人們也走進廠去。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的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從原棉製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的三大威脅，就是音響、塵埃和溼氣。
沒有人關心她們的勞動條件！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人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勞。但是野獸一般的“拿摩溫（工頭）和“蕩管”（巡迴管理的上級女工）監視著你。只要斷了線不接，錠殼軋壞，皮輥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麼堆積，就會遭到毒罵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溫”和“蕩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物件。在紗廠，活兒做得不好，罰規大抵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三種。那麼，從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闆的立場來看，後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的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非特不能賺錢，還要貼補二粥一飯，於是帶工頭不假思索地愛上了毆打這辦法了。每逢端節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送禮給“拿摩溫”們。那時候他們就會拍馬地說：“總得請你幫忙，照應照應。我們的小姑娘有什麼事情，儘管打，打死不要緊，只要不是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要緊，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摩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