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的紡織業及後來的鍊鋼業的發展階段後，最終進入高階消費品和先進的電子產品製造業的發展時期，成功實現了經濟發展的“三級跳”，如今的韓國已躋身於世界經濟強國之列。韓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已堪比他們之前的殖民宗主國——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了，也超過了許多歐洲國家國民的生活水平。但如今肯亞人民並未感到當前的生活水平比1963年的好多少。
那麼問題出在哪兒？回顧過去40年的歷史，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和中國開始在經濟上縮小與歐洲及北美髮達國家的發展差距，而孟加拉、巴基斯坦、中美洲各國以及大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仍深陷於極度貧困的泥潭中，我們從中能得出何種結論？
正是這個疑問，讓我和本書的另一位作者夜不能寐，苦苦追問，解決這一問題也是我們開展研究的終極目標所在。本書並不是為了就貧國為什麼貧困這一問題給出某種固定解釋。如果有人向你兜售一種有關貧困（或任何其他現象）的“標準”的宏大理論，那麼你可能會對此表示懷疑。人類社會的複雜性遠非某種單一理論可以解清楚釋的。
但我們也並不贊成另一種觀點，即沒有人能在這樣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上取得突破。自1963年以來，我們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深刻的教訓。獨立後的肯亞人民的切身經歷——辛勤勞動的成果被*分子竊取或者被暴力摧毀——預示著*和暴力這兩大弊病已經成為肯亞現代經濟發展中揮之不去的“夢魘”。我們將會發現，肯亞的“故事”不是獨一無二的，從印度尼西亞後殖民時期的騷亂到中美洲和非洲的血腥內戰，*和暴力的破壞性力量都顯而易見。
經濟黑幫的時代
在人們的印象中，阿爾·卡彭是個黑社會老大，是個殘暴的“冷血殺手”。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卡彭還曾經是巴爾的摩一家建築公司的會計師，當然這是在他加入芝加哥黑社會並最終成為老大之前的事。通常我們不會把這種相對卑微而且可能有些乏味的記賬工作與卡彭這樣的黑社會老大聯絡起來。在其出演的電影《疤面煞星》（Scarface）或《教父》（Godfather）中，並沒有出現阿爾·帕西諾（Al Pacino）算賬或關注財務報表的鏡頭。但卡彭作為會計師所受到的專業訓練，無疑為他組織如此罪惡巨大的商業帝國助力頗多。重點是“生意”！卡彭做的生意恰恰是娼妓、賭博、詐騙和在國家實施“禁酒令”期間倒賣私酒，在做這些生意時，他是靠機槍而非律師來解決紛爭的。
在傳記作家羅伯特·舍恩伯格（Robert Schoenberg）看來，卡彭是“一個能夠對其所作所為給出清晰且具理性的解釋的違法商人”。他組建的商業帝國絕對稱得上是“經濟黑幫”：一個集暴力成性和目無法紀於一身的罪犯，將20世紀20年代的芝加哥搞得烏煙瘴氣，但他同樣精於理性的算計。確實，他是個“冷血殺手”，但暴力僅僅是他用來攫取財富的工具。
像卡彭這樣的傢伙，其病態的殘暴令人憎惡。這些人精於算計，從不過於衝動。然而，正是在金錢和暴力驅使下的狹隘私利，使得經濟學家很容易就能夠看清他們的本性。這不是說我們經濟學家並沒有認識到情緒在控制人的行為方面發揮著多麼重要的作用（經濟學家也是人）。但經濟學家們希望研究的人類行為是根植於人的“經濟人”屬性之中的，即對一個理性、追求私利的人而言，他的行為和選擇基於邏輯判斷而非一時的衝動。如果“卡彭們”的犯罪思維模式果真與我們假設中追求私利的“經濟人”模型非常接近，那麼經濟分析就能成為遏制*及其他違法行為的有效的研究工具。
從盤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國的暴君們到活躍在中國南海的走私客，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本書提到的這些人物確實遵循了經濟學的邏輯規律。弄明白其中的原因，有助於你弄明白你為什麼不敢在繳納稅款時搞點小花招兒或者還沒有埋單就想從餐館溜之大吉。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出於對被抓住可能面臨法律後果的恐懼。但對偷逃稅款的處罰很少見，而且通常也是無關痛癢的，當然，你也可以不給侍者小費就離開餐廳而不必擔心遭到任何法律制裁（儘管你就餐的那家餐廳也許再也不會歡迎你回來）。然而，大多數時候，大多數人還是舉止得體的。也許除了罰款或牢獄之災，防止我們犯罪的僅僅是我們認識到這樣做不對，我們都受到良心的約束。
但像卡彭這樣的反社會分子幾乎不受良心的約束，因此，如果所有人都以自身最狹隘的私利指揮自己的行為——逃稅或者賴賬，甚至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