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張元也曾經接到一些國外的製片機構和大學的邀請，希望他前往生活和工作。但張元自己卻從未動心過，因為他發自肺腑的熱愛這片土地，儘管他那時還不被承認和接受。
“我希望人是平等的，而且是寬容的，會接受更多的東西。就像我一直覺得人生充滿了喜劇和巧合，也同樣充滿了悲劇。”他意味深長的說，“所以，人是最值得憐憫的。在我的頭腦裡，沒有好人和壞人，所以，我的電影並沒有鬥爭的方向，也沒有競爭的方向。
他從不把自己視為鬥士或者勇夫，也從未有過要和誰戰鬥的意識，他說他自己只是呈現，而沒有任何的指向性。“我甚至覺得自己在電影方面和意識形態方面太寬容了。”他如此評價自己，儘管在別人眼裡他已經足夠先鋒。
意識到這點他終於開始對自己改變。1996年拍攝完《東宮西宮》，張元開始帶著作品去世界各大電影節參展，同時擔任評委。在異域繁華熱鬧的電影節上，他照例又斬獎無數。然而鎂光燈下，人頭竄動中，他突然發現找不到屬於自己同胞的影子。那一剎那，他變得失落，這種失落並非源自無人分享他的榮耀，而是無人分享他的作品，他的思想。“我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但是我的創作國內觀眾卻一點也不知道，更不用說了解。”他開始意識到了一種強烈的荒誕和悲哀。
於是，從頗具雙關意味的《過年回家》開始，張元的電影邁向國內市場。有人懷疑這是他對自己的背棄與背叛，但他搖頭，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