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如何被建構在併合習慣積累的基礎上，被完全轉化為一種規律性，使生活更加容易。在這裡，我們看到角色的態度也十分相似：個體試圖使角色內化直至從思想上消失。然而，習慣與角色又是可類比的。習慣是在個人層次上形成的，而角色是在社會層次上形成的。它本身的這種差異並不十分重要。相反地，當人們發現社會記憶的這兩種記錄語境在歷史上就有分歧時，這種差異就變得十分重要了。居伊·蒂利埃（1977）解釋“舊的動作制度”如何在傳統社會中建構“習俗的壓迫機制”，這種機制建立在重複日常行為的基礎上，比如“不變的、儀式的、準宗教的、古老的行為，它們都是一成不變的”（第164頁）。換句話說，實踐範圍的社會記憶和個體記憶是聯絡在一起的，都以相同的動作為中心；知識傳播的各種方式，個體的和社會的，言明的和不言明的；都可以相互交織，不會出現嚴重的不協調。居伊·蒂利埃指出；是義務學派把這種原始缺陷帶入這一體系，所以“動作的舊體制”在不久後的兩次大戰期間就真正毀滅了。因為新的知識傳播方式和行為規則取而代之。這主要表現在我們在海灘看到的情況：人們的相互觀察，對新場景的視覺捕捉，“珍珠課”的傳授，角色進入，它們都可以類比知識。角色的併合直至在意識中消失事實上只是轉化為習慣，從角色所在的社會層次上的行為模式過渡到它變為規律性的個體層次。奧迪爾一直難以相信角色的合法性，她裸露乳房但不十分自然。“後來，逐漸就習慣了，現在，這對我來說是自然的，我甚至不再想它了，已成為一種習慣了”（Ｆ79）。從舊習慣的積累到新習慣的養成，角色的進入確實經歷一小段彎路：因此，它與舊的動作制度的差別似乎並不很明顯。然而這種差別是重要的，它構成社會變化的主要因素，習俗（在習慣積累基礎上構成的道德範圍）透過它而被轉變。儘管正常的追求和平常化的力量十分強大（它恰好是勇氣的必要補償），目光在取樣技藝方面作用比較突出。個體做好更多體驗新角色的準備，形象和角色的提供呈現紛繁和多樣化。個體透過身體而成為他自己，只把適合自己的東西內化為習慣。個體透過目光的能動性，特別是最不可預測的和最遙遠的角色的進入（它們必須是“正常的”），擴充套件其身份再現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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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1）
在撰寫這部書時，我遇到了語言難題：如何稱呼那些經常來海灘的人們？度假者？這個詞太過寬泛。游泳者？他們並不都游泳。海灘遊客？這個新詞聽上去不好聽。因此，我決定還是先用Plagistes命名他們。這個詞很響亮，然而，它有一個不足：它已被習慣用來專指海濱浴場經營者。我後來逐漸發現這種模糊性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當我尋找適當詞語毫無成效時，當我的大腦如此無能時，一個簡單的詞卻從我敲打鍵盤的手指中出現了：海灘。我也驚訝我會這樣寫：海灘做這個，做那個；海灘想這個，想那個。這個語言問題促使我把特殊的個體轉換為單一的集體個體。那麼，我是否從這個討厭的語言死路走出來了呢？很遺憾，我的批評意識嚴格審視著我的手指活動。它們缺乏基本的社會學文化，它們本該瞭解過去的所謂集體演員被濫用的程度：工人階級這樣想，女性角色應該這樣做。海灘只是不同人組成的模糊集合體，不可能歸屬於一種劃一思想。然而，調查顯示它在這種多樣性之上成功地實現了管理，雖然這種管理是寬泛和神秘的；成功地制訂出靈活的但具有約束力的規則；成功地規定了一種潛在的意識形態。雖然，從理論上講，每個人都是自由的，人的故事都是特殊的，同行為中數相比，它們都帶有自己的獨特性、異常性，但自己的某一部分在海灘的條件下卻可以構成極似某一集體演員的東西。總之，我認為我的指頭是有道理的：我可以用“海灘”確指來往於此的人們。然而，這種表述必須得到正確的理解。它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具有統治性態度（個人印象雖然有點誇張；但一般說某些行為和觀點是符合整體的，因為每個人都想表現為另一個人）。但是，一個小的相似部分加上無數其他細小的部分就可以在多姿多彩的特殊生活中呈現一種集體思維。
海灘是一個高度自由的地方。個體在這裡感受不到日常約束的壓力。它面對自然成分，沒有文明的裝飾，只有自己的身體和面板的感覺。只有一個人或者幾乎一個人的感覺：因為，其他人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展開自己的浴巾，讓自己服從同一種規則，所幸的是，躺在周圍的人都寬容大度，他們知道應該如何應付，應該像自己一人時那樣去想，不去注意別人，即便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