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歲時，我與母親和哥哥一起飛往夏威夷，我爸爸安吉爾·瑪麗亞諾被調到了那裡。爸爸提前飛往檀香山，在珍珠港的一個海軍公租房中安置我們的新家。我對那次旅行的記憶僅僅侷限於後來媽媽逢人便講的我的勇敢表現。旅途中，飛機要在誇賈林島加油。當乘客們從候機樓返回飛機時，媽媽一隻手拉著我的哥哥，一隻手拉著我。當螺旋槳開始轉動後，大家都加快了腳步。因為跟不上媽媽的速度，我重重地摔倒在停機坪上，擦破了膝蓋，但我沒有哭，只是站起身，繼續向飛機快步走去。媽媽轉過身看到年僅兩歲女兒的這一反應後，既擔心又高興。但令她沒想到的是，這種堅強的表現成了我今後人生的根本行為原則 ：跌倒之後從來不像一個小女孩那樣哭泣，而是起身繼續前進。
我兒時最早的記憶之一也頗具象徵意義——我怒不可遏的憤怒反應。三歲時，我們家已經在珍珠港的海軍公租房生活了一年左右。我記得當時我正坐在自家由混凝土和沙漿建成的連體別墅第二個臥室的木地板上，這裡也是爸爸的書房。我面前放著一個粉紅色的塑膠不倒翁娃娃，臉上帶著滑稽的微笑，前後搖擺，肚子裡邊叮叮咚咚的鈴聲非常吸引我 ；他臉上的微笑讓我很想擁抱他，我越動他，他肚子中的鈴聲也就越響。然而無論我怎麼懇求他，這個冷冰冰的塑膠娃娃臉上都是那副一成不變的傻笑、絲毫沒有反應，於是我生起氣來。多年以後，當我回首往事，發現每當我出現類似情緒、越來越憤怒時，都是因為對方是“塑膠人”，即那種我無法利用邏輯說服的執拗之人或者不能利用感情觸動的人。
第3章 侍者之女（2）
按如今的話說，我父母都出身於菲律賓的中低階層家庭，雖然算不上貧窮，但絕對不富裕。不過，媽媽的父母還是設法讓她上了馬尼拉的一所學校，後來她在那裡成了一名牙科醫生。對於爸爸來說，年輕時加入美國海軍無疑是人生的一次轉機，儘管菲律賓服務生尤其是軍艦乘務員與富裕家庭的僕人沒有什麼區別。回想過去家中的照片，我很懷念外婆的一張黑白照，她的黑髮向後梳理成圓形髮髻，站在鄰居家的一座茅屋前，用手慈愛地攏著自己的四個孫輩 ：三個小女孩和一個小男孩。我站在中間，衣服凌亂，頭髮亂蓬蓬的，顯得非常桀驁 不 馴。 從 外 婆 的 臉 上，你可以猜到她堅毅的個性；無論出現什麼情況，她都會保持高度的尊嚴。我發現自己與外婆有很多相同之處，那種處變不驚的性格讓我能有效地剋制自己的憤怒心態，坦然面對人世間的各種不公平現象。
我外婆普拉西達·金科自豪地站在孫輩後面，從左往右依次是 ：泰茜、我（兩歲）、雷米和小何塞。攝於1957年，不久我便隨父母離開菲律賓移居到美國生活。（家庭照片）
我的彩色照片也具有象徵意義，不過都是在夏威夷拍攝的 ：繁茂的綠色植物，紅褐色的土壤，亮晶晶的粉紅色沙子。那個臉上髒兮的小淘氣已經變成了一個身穿粉色衣服、臉帶天真笑容的小女孩。我站在一塊生日蛋糕前，上面插著五支蠟燭，旁邊是四個與我年齡相仿的白人小女孩。眼睛的形狀、頭髮的顏色、面板的深淺、雀斑的多少，都顯示出我們之間的明顯差異。我當時模樣就像一箇中國娃娃，而且講兩種語言 ：我父母的邦板牙方言和英語。我的英語是從社群小朋友和尼米茲小學學到的，但主要還是來自於星期六上午播出的電視動畫節目。
我家搬到夏威夷之後，我只能講父母老家邦板牙省的菲律賓方言。我很快學會了講英語，我在美國的童年生活主要由一系列在社群和學校的同化活動組成。這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過程，因為我的姓名、面容、語言等等都與美國傳統格格不入。當時，我決心只講英語，而且要口齒流利、純正地道。我拒絕講菲律賓語，甚至拒絕父母的本族文化，因為我發現他們由於英語不流利而被人當成二等公民。從很小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如果我想成功，就要比任何一個白人同學的英語講得還要好。
作為一個海軍乘務員的女兒，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我們屬於軍隊侍者階層。每當我們去將軍官邸探望父親時，我們總是從廚房門進入。父母教育我們，這就是我們的身份 ：從後門進入廚房。受這一原則影響，我潛意識之中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印象 ：你不夠優秀。這個緊箍咒一樣的印象變成了我成功人生的秘訣，它就像一個響亮的戰鬥口號，激發了我的倔強心理，內心總是燃燒著一團熊熊怒火，我一定要證明自己是出類拔萃的。這一心態賦予了我無窮的力量，無論在學校還是在軍隊，它一直支撐著我勇敢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