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最好的部分，為西周各級統治者所有，被稱作“公田”，又因面積很大，叫做“大田”。
第二種是距城市較近的郊區土地，這些分給統治者同族的普通勞動者。這些人住在城裡，因為當時的城市稱為“國”，所以他們被叫做“國人”。國人有特權，他們不負擔租稅，平時每年只要向國家交納一小部分糧草作為軍費即可。他們有享受教育的權利，有服兵役的義務，所以叫做“武夫”或“士”。他們甚至有參與國事的權利，厲王時的“國人暴動”就是這種權利的體現。但他們的日子也不是那麼清閒的，一有戰爭，衝到前線的必是他們，戰爭勝利了，戰利品歸統治者所有，戰爭失敗了，他們可能淪為奴隸。考慮到西周戰事頻繁，他們的日子過得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種是那些距離城市較遠，最爛最差基本上不能耕種的土地，這些分給野外的庶人，說庶人還是好聽的，他們那時候被稱作“野人”，還有一個名字叫做“氓”，是一種蔑稱，當時這個稱呼還用於指外國人。
野人們的地沒法用，但總得活著吧，當時私自開墾荒地是要被判處重罪的，怎麼辦？於是他們大多數選擇到公田上去幫領主幹活。一旦他們進入了公田，便如同簽署了賣身契，一輩子不能離開那裡。
領主們對野人們的剝削是很殘酷的，他們不光是農民，還是雜役，什麼修房子、挖水渠、打草、修路、搞運輸、各種負重工作都是他們的事，農忙的時候成天累夜地幹，還有人監督，一偷懶就會受到嚴懲。而婦女們要為奴隸主們採桑、養蠶、紡紗、織布、做衣服、燒水、煮飯、沏茶、倒水、打掃衛生，工作量不比男人們差。
這還沒完。有些貴族為了榨取庶民的剩餘勞動力，獲得更高收益，瞞著周室私自開墾荒地，最終他們把庶民的血汗榨乾，自己變得更加富有。這些偷著開墾出來的田地，叫做私田。
官官相衛，自古就有，那些偷著開墾私田的貴族如不幸被人發現，打點一下上下關係，基本上可以了事，充其量受個警告，給張黃牌，但是如果庶民敢偷著開墾荒地，不單單是紅牌罰出場地，還要終身禁賽。所以，野人們最終為了活命，寧可去公田上受壓榨，也不會去開私田。
以上便是公田和私田。
仲山甫上臺後，力主廢棄公田制，推行私田制，鼓勵農民開墾荒地，將大批庶人從公田中解放出來。這當然觸犯了貴族的權益，但卻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緩解了社會矛盾，因為有宣王在背後支援，那些貴族也不敢把他怎麼樣，很像後世的商鞅。然而，在宣王死後，幽王即位，這項措施終被推翻，井田制的正式廢除還要等到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初稅畝承認私田的合法性，一律改為徵稅。
下面解釋“力役地租”和“什一而稅”，這個就比較簡單了。前者就是在公田上服勞役，是無償的，後者是農民耕種私田，向官府繳納土地稅，約為畝產量的十分之一。什一而稅可看作魯國初稅畝的前身（初稅畝不分公私田）。
中國的農業稅從公元前594年開始，到公元2006年全部取消。
可見，仲山甫的思維意識是超前的。另外，仲山甫出身農商，他還大力發展商業，當時商人可是在社會下層的，仲山甫做這項決定是頂住了巨大的壓力的。
很快，在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後不久即收到了成效，周王朝大大充實了國力，出現了繁榮景象，同時，四方戰事高奏凱歌，宣王中興局面漸成。
仲山甫治政有大功，宣王任其為卿士，官居冢宰兼太保，位列三公，封地於樊（今河南省濟源市東），為樊侯，所以仲山甫又稱為樊仲山甫，樊仲山，樊穆仲等，後世子孫以樊為姓，故仲山甫為樊姓的得姓始祖。
後來，仲山甫受命到齊地築城，臨行前他的好友尹吉甫送行，贈詩《烝民》，此詩高度讚揚了仲山甫的美德和他輔佐宣王時的盛況。
全詩共分八章（八句），第一章以“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開篇，意思是上天降生萬民，賜予有形的身體和無形的人性法則，用意在於教化民眾向善向德，學禮義守仁義，引申為萬物都有其自身的規律，成語“有物有則”出於此處。
第二章說的是“仲山甫之德”，為人和善，儀表端正，做事小心恭敬，天子於是派他去頒佈政令，成語“小心翼翼”出於此處。
第三章說的是仲山甫的職務。
第四章說的是仲山甫的表現，明於道理，察於事情，不會趨利避害只考慮自己，而是不分早晚地為國事操勞。成語“明哲保身”出於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