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建立在生產更多且越來越多汙染基礎上的幸福生活就是不可持續的，這時核算社會福利就應該考慮汙染帶來的社會福利損失。然而，現行經濟活動生產的產品是按照生產產品消耗的人類平均勞動和市場供求關係定價的，而環境質量是由自然界對汙染的消納能力和汙染排放數量之間的對比決定的。拋開環境質量的公共性和汙染排放的外部性特徵不談，自然界對汙染物的淨化能力以及超出淨化能力給人類健康帶來的損失都是不可交易的。我們無法對汙染帶來的社會福利損失定價。無法定價，也就無法核算。
假設自然界對汙染物的自淨化能力和可提供的資源總量——可稱為自然環境服務——都是一個恆量。在這個恆量之下，隨著人口的增多，人均可用的自然環境服務極限就會減少。這意味著，在對汙染的社會福利損失進行核算的情況下，只有兩種情況下我們的幸福生活才是可持續的。一種情況是享受“貧窮的幸福”，少排放汙染，保持生態環境質量不變；另一種情況是創造更多的財富以消除汙染帶來的財富損失。其結果可能是“表觀財富”：GDP獲得了快速增長，而淨財富或“純財富”並沒有增加。
序一（4）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停留在享受“貧窮的幸福”階段是不現實的，也不是發展追求的目標。另一方面，在汙染排放增加卻不治理的情況下，雖然GDP增加，人類更“富裕”，但“淨福利”卻在減少。既有汙染排放，同時也存在治理，就相當於一些人生產人類表觀財富的產品排放汙染物，一部分人對排放的汙染物進行處理，或不斷研究與開發少排放汙染的生產技術手段，從而實現在保持最終汙染排放減少或不變的情況下多生產產品，使人類走向“更富裕”的可持續發展。這是比較理想或者至少是可接受的。但即便如此，可以想象，由於這種可持續發展必須投入更多的財富用於消除創造人造財富過程中產生的自然財富損失，這也有可能使得人類創造淨財富的邊際生產效率大大降低，資源供給嚴重不足，甚至使淨財富或幸福指數降低，出現“更富裕”但未必更幸福的現象。在最理想的狀態下，不斷的技術創新使汙染排放絕對量減少，或者是在不影響人類健康的基本前提下使經濟活動規模更大，從而實現人類在更富裕的情況下的可持續發展，但淨福利增長的“純發展”速度將會不斷減緩。
上述問題僅僅是發展和發展中的財富或社會福利核算問題的冰山一角，但它足以說明發展及發展核算問題的難度。很多專家、學者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及其核算問題進行了幾十年的探討，到現在很多基本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四 理論探索的新進展：《幸福經濟學》
令人欣慰的是，有越來越多的主流經濟學者開始更加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有關經濟增長的環境與社會效應的理論與評估研究成果不斷增加。成立於1992年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在資源、能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對策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
2005年，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設立了“中國經濟增長與環境”工作組。著名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專家馬克·安尼爾斯基教授作為工作組外方專家，與工作組中方組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劍閣教授，課題組執行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齊建國教授等合作，開展對政府業績考核評價、經濟增長與環境評估對策研究。結合承擔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研究課題期間在中國獲得的啟發，馬克·安尼爾斯基教授出版了《幸福經濟學》這部著作。
他以橫溢的才華和帶有魅力的語言，從財富、價值、經濟、競爭、資本、貨幣、真實財富、幸福、生命資本、生態資本、金融資本、人造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等這些今天我們以為很熟知的常用專業詞彙的原始語義開始，深入淺出地帶我們遍歷古希臘文明、古代以色列經濟倫理學、中國的“小康”中庸哲學、歐洲中世紀的中庸時代，從盧卡·帕喬利建立會計學，再到威廉·格瑞德喚醒資本主義的靈魂，開啟道德經濟之路，最後到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對和諧社會與真實財富的嚮往，並建立真實財富模型，試圖用以指導資本主義走向人性化、道德化、生態化，透過真實財富模型來進行國民幸福核算和評估。
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作者相信，只要信奉原始感覺，迴歸人類善良本性，我們就能夠創造一個和諧、幸福、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這個世界不是以一個人佔有物質財富的多寡來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