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人與人之間，一概以機會平等為原則。所以貧與富平等，女與男平等。這就是說，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有什麼特殊情形，絕不能允許他壓迫或剝削另外一個人。例如在解放軍裡面，各級長官（或士兵）都穿一樣的制服，不管職位高低，任何人沒有特殊的權利。在家庭裡，男女完全平等，各人可用自己的姓。又如一位職位很高的黨員，絕不能壓迫一位非黨員。”
任之恭說：“我在中日戰爭結束以後數月（1946年）內離開中國，直到二十六年後的去年夏天（1972年夏）首次返回國，親眼看到那麼多翻天覆地的變動。試問在僅僅二十多年中間，一個*到頭的社會如何能夠一旦翻身變成一個朝氣蓬勃精神品德崇高的新興國家？我願冒昧答覆，其中的原因一定是中國廣大群眾，痛心舊中國的不振作，受了毛澤東偉大思想的感動，全國毅然決然地堅持一條信仰，用最大的努力，創造出古今罕有的革命和建設事業。”13
陳省身在《見聞與感想》中提到，當有人問到“*”時知識分子是不是願意去農村時，陳省身說：“他們是願意的。去公社工作是會提高這個教授的威望而不是會讓人看不起的。判斷這件事，一定要置身在中國的環境裡，當然我不能做到，因為我只去了中國一個月，但是從我和那裡教授們的談話中，我覺得他們為曾去公社從事勞動感到驕傲。”14當有人問他中國的犯罪率時，陳省身回答：“這是一個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絕對沒有理由要擔心個人的安全。”
當聽眾問到中國“是不是會有傳聞中的嚴重壓迫”時，陳省身回答：“並沒有。在你所說的情況之下，他們會用很溫和的方式對待你，他們會與你討論，設法說服你，你必須考慮中國的過去，才能判斷這個國家目前的進步。我看到人民公社的時候，心裡總是很感動的。因為在過去，一個農人遇到荒年時，可能要賣掉自己的子女的，而這種事情是絕對不會再發生的了。至於自由的問題，由中國的歷史來看，我想中國人現在擁有的自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中國人從沒有西方*制度的經驗，當然他們並不擁有許多西方社會里的自由。”15
本文提到的五位西南聯大知識分子，何炳棣是歷史學家，陳省身是數學家，王浩是哲學家，楊振寧、任之恭是物理學家。他們的專業背景大體可以代表人類知識的基本範圍，同時他們在這些專業領域具有公認的世界性地位，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華人精英。他們早年在西南聯大這樣具有*和自由傳統的高等學府生活過，同時在美國這樣的自由社會中長期生活。作為獨立的中國知識分子，至少目前我們還沒有發現他們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是完全中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他們對“*”中的中國社會卻做出了與事實完全相反的歷史判斷。這樣的錯覺源於他們的知識背景還是政治原因？現在看來都不是。他們當時對中國現實的評價，完全出於自覺並且發自內心。現在沒有材料能證明當時他們受到了政治壓力或者中國當局對他們做過*工作。何炳棣、楊振寧、任之恭都寫過較為完整的*，絲毫沒有這方面的資訊。
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以何炳棣等上世紀70年代初的訪華觀感為例（4）
一個基本事實是，二十多年後，楊振寧、何炳棣有明確言論，對他們當年對中國的失察做了反省。楊振寧說，十多年以後，有一位新聞記者問他：“你於70年代初講了新中國很多好話，你今天怎麼評價你當時的言論呢？”他回答說：“我那時沒有了解‘*’的真相，我承認我是蹩腳的新聞記者。可是請注意我不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國的。”16
何炳棣晚年提到他上世紀70年代初訪華的觀感時曾說：“至今不少海外愛國人士仍勸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卻願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同樣願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關中國資源和經濟前景的一系列文章。”17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五位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的訪華觀感，都用了比較的眼光。需要注意的歷史事實是，他們都是戰亂中離開中國到美國去的，當時戰亂中的中國情景，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國家連年戰亂，導致民不聊生，特別是下層社會極端貧困，這樣的歷史情景曾經刺激了當時還在學生時代的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盼望中國統一、安定、強大，不再受外人的欺侮，是當時中國所有知識分子內心的渴望。上世紀4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普遍對現政權產生反感，在思想深處普遍產生左傾萌芽。所以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