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二十多年後，看到國家統一成為基本事實，看到社會成員有組織的集體生活，和早年留在記憶中的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印象比較，西南聯大知識分子過於強烈的民族情感，讓他們很難再調動自己的知識和學養去理性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
西南聯大知識分子在中國訪問的時候，曾見過一些親朋故舊，雖然在當時的歷史處境中，那些他們所見的人，不可能對他們大膽講出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處境，再加上當時他們到中國來的國賓身份，所到之處看到的是一片光明。
當時中國在接待外賓方面所表現出的虛假作法是普遍現象，常常是提前排演，或者用政治手段威脅外賓的親朋故舊，不讓他們講真話，再有就是臨時裝扮外賓所要到的機關場所和親戚家裡的生活條件，等等。但有一個問題在困擾人們，這樣的行為難道會天衣無縫嗎？這些西南聯大知識分子，均是智慧超群之士，當時經歷也是閱盡滄桑，何以會對此一切毫無察覺？合理的解釋是他們不可能一點沒有察覺，是他們強烈的民族情感不忍心讓他們在西方那樣的處境下，再來對自己的祖國提出批評。這種家國情感超越事實判斷的歷史現象，是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統一渴望的極端表現。以事實判斷，他們不見得對當時中國的真實生活沒有一點自己的獨立觀察，但對國家統一的強烈感情，讓他們的理性失去了對事實的反省。楊振寧的“我不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國的”的心境，何炳棣的“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的說法，都是很好的證明。家國情感超越事實判斷，統一意念妨礙知識分析，資訊阻塞導致背離常識，輕信國家強大產生民族幻想，這是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當時的基本思想狀況。當先入為主的觀念和情感主導思想時，西南聯大知識分子對事實的判斷，可能會不如一個家庭婦女。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以何炳棣等上世紀70年代初的訪華觀感為例（5）
1962年，楊振寧在日內瓦和他的父母見面。數學家父親楊武之告訴楊振寧：“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製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在研製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當楊振寧父親講得正高興時，他母親打斷了他父親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當時楊振寧的感受是：“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並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只是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18楊振寧訪華前十年就有這樣的經歷，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對中國的認識。
另外一個原因是，早年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問題，特別是物質文明發達後出現的一些社會現象，與他們在儒家文化環境下生成的價值標準發生衝突，常常在他們身上表現出矛盾，一方面認同西方文化的基本價值，但一方面又簡單否定這種文化中出現的負面現象，他們不願意放棄真實的西方生活，但同時在思想和觀念中強烈表現出對故國的情感。王浩在西南聯大的同學何兆武曾說：“王浩在國外是左派，擁護新中國，有一陣改學*主義，想知道*到底是怎麼說的，學習得很起勁，所以他從來不去臺灣。”19
1973年，穆旦在西南聯大的同學王憲鍾從美國回來看他，他的孩子們在議論此事時流露出抱怨情緒。但穆旦嚴肅地告訴他們：“美國的物質文明是發達，但那是屬於藍眼睛、黃頭髮的，而我們是黃面板、黑頭髮。”穆旦還說：“物質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動物一樣活著，總要有人的抱負……中國再窮，也是自己的國家。”20
黃仁宇在自傳中曾提到過，吳文藻和謝冰心都是在美國受教育，但“他們卻毫不掩藏對美國政策的不滿。他們就讀東京美國學校的子女對同學說，他們家會回中國大陸去住（他們一年內做到了）”。21
1971冬天，馮友蘭聽到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後，寫出“東河昔遊地，及見舊邦新”的詩句。第二年馮友蘭和梁漱溟見面，“談話間，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合法地位事十分高興，因此對毛澤東十分佩服”。22
中國知識分子在內心深處，普遍對於從事觀念和知識活動較為輕視，所以很難擺脫成王敗寇的思維。黃仁宇在《黃河青山》中提到當時一個美國博士多克？巴內特（DockBennett）的感覺。他認為：“*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