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失望。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理想色彩濃厚、誠心誠意的人，雖然怨氣沖天，但毫無解決問題的邏輯。”23
黃仁宇說在巴內特訪問過的成員中，“沒有一位能對問題提出前後一致的解決之道。原來*同盟不過是知識分子的結盟，沒有真正植根於中國社會。被謀殺的教授之一是詩人聞一多，他和持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羅隆基一樣，都在美國受教育，念過芝加哥藝術研究所和科羅拉多學院。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延伸到學術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於他們的背景使然，特別討好那些以概念方法來了解中國的美國觀察家。他們都說同樣的語言，因此在這些不幸的中國學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說來矛盾，這些中國學者批評美國、讚美蘇聯時特別有勁，因此許多國民黨官員受夠他們的偏心和嘲諷，稱他們是‘羅隆斯基’和‘聞一多夫’”。24
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以何炳棣等上世紀70年代初的訪華觀感為例（6）
黃仁宇和西南聯大知識分子是同一輩人，他們共同的人生經歷和處境（特別是後半生在西方生活的經歷），很容易產生思想共鳴。黃仁宇在他晚年的*中曾肯定延安道路的歷史意義。他認為：“至於特定的發展，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出現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