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李承乾念著，突然轉身看了杜睿一眼，讚道：“承明賢弟果然好品性！”
杜睿也知道生在這個年代，如果想要聞名於世的話，他那個文學大盜是坐定了，聞言卻也不覺得怎麼樣，笑道：“兄長謬讚了。”
李承乾笑道：“賢弟既然這般喜歡蓮花，怎的這府中卻不見！”
杜睿聞言，知道李承乾是故意打趣他，便道：“愛戀，即愛君子之德也！”
李承乾聞言，心中不禁大為感佩，轉頭又看著那副字，不禁奇道：“賢弟這副字，不知用的是什麼筆法，為兄從未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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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睿這副字用的乃是明代董其昌的行書，雖然董其昌這個人的人品不值得恭維，但是無疑他在書法上的造詣，卻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殺的，尤其是他的行書，行雲流水，天生便帶著一種飄渺，清麗的氣息，再配上這篇《愛蓮說》，更是相得益彰。
李承乾見杜睿不說話，本能的認為這種筆體是杜睿獨創的，不禁更是大驚，當朝的書法大家首推虞世南，其餘褚遂良，孔穎達諸輩也不過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加入自己的風格，便獨成一家，而似杜睿這般，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筆體，絕非易事。雖然杜睿幾次和他說過，詩書不過小道，但是見杜睿年紀輕輕，不但獨創出一種筆體，而且幾近大成，心中對杜睿，不禁更多了幾分看重。
“賢弟！為兄有個不情之請！不知~~~~~~”
李承乾尚未說完，杜睿便知道他要做什麼了，揮手笑道：“拿去！”
李承乾見狀，不禁有些尷尬，畢竟是找人伸手要東西，他一個太子還真是有些張不了口，此時見杜睿這般大方，也訕訕的笑了。
將那捲行書收了，兩人分賓主落座。
“不知賢弟今日，何以教我！”這句話幾乎都快要成了李承乾在杜睿府上的口頭禪了。
杜睿想了想道：“既然兄長喜歡那篇《愛蓮說》，今日便說說著君子，君子之道！”
前幾日兩人所論，皆是治國安邦之道，李承乾不明白，今日杜睿為何要與他談論什麼君子之道，但是見杜睿面色頗為整肅，也來了興致，問道：“那依賢弟之見，什麼才算是君子之道呢！？”
杜睿言道：“所謂君子之道，始於孔子。然孔子對於君子的論述，不僅限於‘君子’一詞，還包含了‘士’、‘仁者’、‘賢者’、‘大人’、‘成｜人’、‘聖人’等，都與‘君子’相關。如果將這些論述都包括進來，《論語》一書，所論最多的，無疑是關於君子的論述。君子可以說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君子以行仁、行義為己任。當然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須是仁義。君子處事要恰到好處，要做到中庸，人並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為君子，必須加強修養。修養不僅包括內在精神的修養，還包括文、藝的培養。孔子講君子，主要是從道德品質上立論的。君子由原來意義上的有位之人，演變為孔子心目中的具有理想人格之人。雖然孔子也講聖人，但是在孔子看來，聖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在孔子看來，君子的反面，即是小人。《論語》中君子、小人對舉者甚多。孔子將君子、小人對舉，是為了透過對照，彰顯君子的品質。
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社會秩序處於混亂狀態。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各家各派都在尋求醫治社會弊病的良方。道家以無為而治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愛非攻為平亂之術。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則認為，要維護社會秩序，必須恢復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禮儀規範，亦即‘復禮’。如何‘復禮’？孔子感到，單純採取強制性的手段，已經不能湊效。因為當時諸侯割據，周天子的威儀已經喪失。於是孔子創造性地以‘仁’釋‘禮’，認為‘禮’本是根源於人的仁愛之心，不過是人的仁愛之心的外在表現。‘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仁’，當然不會有什麼‘禮’，要復興‘禮’，當從‘仁’字入手。如果說，‘禮’是孔子思想的出發點，那麼，‘仁’則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何行仁？孔子認為，行仁由己。‘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是內於己而發於外的，是一種自覺的無任何外在強迫或利益驅動的行為。就個體而言，如果一個人能夠在無外在強迫、無利益驅動下，自覺自願地實行‘仁’，那麼，這樣一個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