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每公斤售價3元左右，但在非洲價格在10元左右。
沒有其他的解釋理由了。只能說，這足以顯示出兩種國民性的巨大差別。這些事例都證實了以上所說的種種疑問，也反映了兩種國民性和民族價值觀的巨大不同。
正因為有這些差別，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非洲幾乎到處都是賺錢的商機。
許多人都會奇怪，在許多國家裡，國有企業通常都是非常低效的，而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不如民營企業那麼高效，卻仍然有著令人驚歎的高效率，甚至在市場化的道路上也向前走得很遠。
原因除了我們為適應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了大量改革之外，還在於中國有很多勤奮、負責、認真的員工。
勤奮的中國企業家
說完了中國的工人，再來說說我所瞭解的一些中國的企業家。
我曾經多次到格蘭仕集團進行採訪，對格蘭仕的數名高管都比較熟悉。如格蘭仕集團總裁梁昭賢，是典型的“富二代”，父親梁慶德創辦了格蘭仕，並且為他的家族打下了數以億計的鉅額財富。在別人眼裡，梁昭賢即使什麼也不做也可以穩穩地享受一輩子的榮華富貴了。但是梁昭賢卻不是這樣。
如果沒有出差（事實上他差不多總有1/3的時間在出差中度過，很多時候是駕車去勘察市場），他總是7點左右便來到單位上班。大家知道廣東人是習慣夜生活的，晚上一般是玩樂的時間，梁昭賢能夠這麼早到單位，說明他肯定沒有夜生活玩樂的習慣。而格蘭仕公司規定的上班時間也就是8點半而已。
上午梁昭賢主要是處理一些事務性的工作，開一些會等。他曾經連續一個禮拜在早上7點多鐘召集下屬開會。有人就勸他了，說，你這樣拼命，即使你能熬得住，你也得考慮一下手下人能不能熬得住。他回答說，只要我能熬得住就行，我不是和同一批人開會。
下午，梁昭賢就會來到生產車間，現場瞭解情況，看各道工序的運轉情況，如果有問題，他就會現場解決。到了晚上，別人都下班了，他卻還在辦公室加班，批閱各種檔案，一直到晚上10點來鍾。
梁昭賢的例子或許比較特殊一些，但是對中國的企業家來說，抱有如此工作熱情的絕對不僅僅梁昭賢一人，正是因為有了如此多這樣的企業家，中國經濟才會迅猛發展。蘇寧電器的張近東已經是一個極其有實力的老闆了，他每天還是工作十幾個小時，而且通常週末還要開經營管理會，聽取高層的管理意見，制定新的管理方針。
以往我們總認為日本人中有太多的工作狂。實際上，如今的中國工作狂的數量可能要多得多。我所認識的一家民營太陽能企業的總經理，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據他說，他只有坐在了辦公桌前才會感覺到踏實，否則就會渾身不舒服。因此他每天都是6點50分就趕到了單位，而下班通常都會在晚上八九點之後，從來都沒有什麼星期天，基本上一直在全天候地工作。更讓人吃驚的是他每年探親回家的時間也都僅僅只有幾天。除了在辦公室之外，他的其餘時間就大量花費在出差看市場的過程中，而在出差時，每次討論一個方案都會到後半夜。
在中國，類似的工作狂我們能看到太多太多。以至於如今很多歐洲人都害怕和中國的員工一起工作了。因為中國同事這種拼命工作的狀態常常讓他們處在非常尷尬的境地。
在以往的經濟理論中，關於經濟增長的原因，並不怎麼強調一個國家或地區民族性的影響。透過以上所敘述的事實，我認為，這種民族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能是決定性的。
正如一些人所評論的，中國人目前的生存和精神狀態或許是最像100年前的美國人。那個時候的美國人也有很多類似的特點，比如由清教徒的信仰而造就的勤奮和節儉。
除此之外，今天的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也有點像美國開國之初，那就是很功利、很務實、很虛心，而且一直在拼命向別人學習，有一種透過學習別人來改善自己處境的強烈衝動。中國文化中洋溢的永不滿足的“野蠻勁”、不甘落後的衝勁，都會在吸收全人類文化的過程中推動中國逐漸走向新的經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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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引子
我曾經參加過一位成功學大師的報告會。老實說，每次參加這樣的活動都讓我大開眼界。票面上的價格是2 500元，據說這是一個比較正常的價格，並不算貴。會場設在一個禮堂裡邊。禮堂不算很大，人員密密麻麻，顯得十分擁擠。
禮堂前面已被佈置成舞臺，掛著大師的巨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