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手段》一文中就報道，“中興通訊的一位程姓工程師，在出差進行‘電信日’重點裝置保障工作時，在河南省漯河市不幸去世，年僅32歲。他的去世被中興內部同事認為是‘過勞死’。”
而根據《中國企業家》雜誌的文章《中興通訊： 亞非生存法則》中的報道，中興公司為了完成衣索比亞電信公司千禧年行動網路的擴容、CDMA無線接入的擴容和光傳輸網路的鋪設任務，“陣容龐大的總部技術專家團隊第一時間飛到衣索比亞援戰。中興衣索比亞代表處總代表蔣永軍的妻子在上海出了車禍，他只在妻子身邊待了一天就飛了回來。中興通訊在衣索比亞的員工每天晚上能12點時回去睡覺，就已經是很幸福的事。以至於衣索比亞電信的人也改變了節假日不辦公的習慣，週六、日他們會主動與中興人一起加班”。可能這也正是中興始終能緊緊貼住華為，也在通訊裝置領域裡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甚至不光是華為和中興兩家，據在IT和通訊領域有資深經歷的《通訊世界網》總編楊海峰說，在這兩個行業中，員工普遍的工作時間基本都在10小時以上，並稱“週末加班很正常，休息也是在家補覺。一天吃兩頓快餐已經習以為常”。
我們也不要以為只有通訊和IT行業才有這樣的工作作風，其實，只要在國內的市場化企業中工作過一段時間就知道： 加班早已經成為了十分普遍的現象。以服裝行業為例，根據《服裝時報》的報道《解析服裝企業用工過度加班孰之過？》稱：“不久前，全球體育用品巨頭Nike承認，有時其中國代工工廠要求工人過度加班，在有限情況下，允許工作時間每月短暫超過240小時。”並且，“超過兩成的耐克代工廠每週工作時間超過60個小時。”
必須認識到，這些大的代工工廠由於受到耐克等代工品牌的約束，在加班問題上其實做得還是相對較好的，在更多的民營小服裝企業中，工人超時加班的情況其實更加突出。同樣在這篇報道中，就還有如下的描寫：“在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有的企業的工人樂於加班加點。在溫州一家制衣廠工作的曉楚告訴記者：‘到旺季的時候我們都得加班，我工作兩年了，一直是這樣的。為什麼要投訴呀？加班的時候老闆會給加錢，偶爾還會發些別的福利，而且就是不加班，晚上我們也沒有特殊的事情做。’……同樣是在溫州一家鞋廠工作的斯斯在被問及對加班如何看待時，則表示：‘前年的金融危機對我們的影響很大，去年年底能加班反倒讓我們覺得有希望了，起碼證明工廠有訂單了呀……加加班也不錯呀。’”
“拼命加班”已經成為中國的市場化企業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在杭州務工已有十多年、後創辦一家非盈利機構“草根之家”的徐文財先生曾想全面調查一下杭州本地服裝企業的加班情況，並想據此推出一個超時加班“排行榜”。結果他調查了100多家服裝廠，最終卻發現，幾乎所有企業的正常上下班時間都是早上8點到晚上10點。因為大家都一樣，最後這個榜單自然也就沒法做了。而且，他還發現許多工廠不僅每天都工作這麼晚，而且還幾乎沒有休息日。而其中的一個被其認為是極其好、甚至被稱為“天堂”的工廠，也不過一個月裡可以準時休假兩天，若其他時間太累，還會適當安排輪休而已。
網易針對華為員工胡新宇加班病故事件發起的投票調查也顯示： 近7000名被調查者中，64％的人回答是經常加班，27％的人偶爾加班；而從每次加班的時間看，加班2小時以上的多達78％ ，超時加班能獲得補貼的員工僅佔17％。
如果說日本人曾經在相當時間裡都以其加班而聞名，那麼目前的中國人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了不起的中國製造
在中國，我們不斷能看到讓外國人大感驚訝的工作場景。為什麼《時代》週刊將2009年年度人物頒發給了中國的工人？只要我們深入企業第一線就能感受到了。從廣東的珠三角到浙江，再從蘇南到膠東半島，我們到處都能看到勤勞無比的中國工人創造出的非凡業績。
這就是當前各國媒體都在再三鼓吹的“中國製造”。
走在中國製造最前沿的包括著名的臺資企業富士康。但是，即便是富士康也遭到不少非議。2006年，這家為蘋果的旗艦產品iPod，還為包括諾基亞、摩托羅拉、惠普等諸多世界頂尖企業代工的企業被英國的《星期日郵報》首先曝光，稱富士康是家“血汗工廠”。報道中稱，在富士康位於深圳龍華的工廠裡，工人們每天生產iPod的時間長達15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