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李秀奇在全分場大會上說：“有的人被收了槍還不服氣。像你這樣的人，路線覺悟不高，將來槍口對準誰也不知道……”這讓我精神變得更緊張，壓力更大了。此後。我們隊裡以前經常打鬧嬉戲的氛圍沒有了，老工人和我們互相串門的也很少了。
大概在六月雨季來了之後，我們在山上挖梯田種橡膠，勞動強度很大。有一天中午，我又打擺子了，發燒到41至42度。打擺子這病，一旦打了一次以後，就年年都會打。
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溼透了。安弟就上山向隊長請假，要送我去分場醫務所，隊長不批，他就氣呼呼地跑回來。熬到下工後，才由王惠民給我扎針，吃退燒藥。
晚上，我披著大棉襖就去開會。會場在生產隊中間的籃球場上，場邊的房簷下只點著一盞昏暗的電燈，大家稀稀拉拉地分散坐著，隊長像每天一樣地站在燈下訓話。他婆婆媽媽地講了一通，從生產到政治運動的形勢。然後話鋒一轉，不點名地批評說：北京來的知青路線覺悟不高，要改造思想……我越聽越氣，等他講完了，就披著大棉襖站起來，往燈下走去，我說：“我也講兩句。”這時，不論是老退伍兵、老婆娘，還是知青，大家“呼”地一下都欠身拎著小凳子向我圍過來，然後安靜地聽我講。我說：“憑什麼說我路線不高？連我的槍也要收？打擺子也不許去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