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流於形式。這種狀況破壞了權力結構中各部分的協調和平衡。失去了制約機制的權力結構，造成了“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載《*文選》（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291頁。孟德斯鳩認為：“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載《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253頁。而上述體制，靠的是領導者或掌權者的自身素質和修養，能否深入群眾，傾聽群眾的呼聲，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靠的是權力行使者的自覺和自律，卻排斥了制度，乃至法制制約。1958年以後，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認識就是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施行，還要什麼法律？許多問題的解決，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條文，是誰也不怕的。大字報一貼，群眾一批評，會上一斗爭，比什麼法律都有效。於是法律虛無主義開始盛行，政策大於法律，高於法律，法律成了可有可無，甚至以言代法，以言廢法，“把領導人說的話當作‘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