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一言堂、實行家長式統治。某國共產黨的一位最高領導人連全國一平方米土地要種幾棵玉米之類的事，都由他自己說了算。他對任何不同意見都聽不進去，稍有冒犯，即予打擊或貶謫，即使是前輩和戰友也無一例外。東歐某國一位領導人曾這樣描述黨內的一言堂現象：“黨的生活有一段時間得了絕症：參加黨的活動就像教徒在辦得不好的天主教堂裡做禮拜那樣。大家集合在一起，然後一個主教式的人站起來，說一通他需要說的話。其他人虔誠地傾聽，聽完就回家。”
在這種情況下，黨的領導人熱衷於為自己歌功頌德，文過飾非，製造個人崇拜。曾經得意於一時的某國領導人在這方面可謂登峰造極。他將自己完全等同於共產黨的化身，要求全國為他歌功頌德。他的生日是全黨全國的朝聖日，各種形式的祝壽活動得持續一個月左右。其他各國領導人也都有類似的“嗜好”，政治局委員們逢五逢十的生日，往往是他們獲得勳章的吉日。而另一方面，他們對群眾的意見卻不屑一顧，置若罔聞，誤將吹鼓手的溢美之詞當作是人民的熱愛和支援。
最為嚴重的是，一些國家領導人不僅不注意言傳身教、率先垂範，還把個人利益置於勞動人民利益之上，把黨作為以權謀私的工具，在生活上搞特殊化，任人唯親，引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前述的某國共產黨領導人晚年生活奢侈，竟將國家接待外國元首的國賓館“春天宮”作為自己的私家住宅，把供群眾參觀遊覽的幾座戰前王宮也據為私有，不再開放。在他的住處周圍戒備森嚴，凡是其上下班或外出時乘車經過的路段都得實行*，禁止其他車輛通行。他的妻子、兒子、妹夫、弟弟、兒媳等家族成員都身居要職，把持重權……全國萬馬齊喑，各種力量蓄勢待發。最後，在政變中他們逃亡到故鄉請求鄉親幫助時，都無人理睬。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最終也使得他們自己眾叛親離。
廉則邦興，奢則國亡。古往今來，“歷覽前賢國與家”，莫不是“成由勤儉敗由奢”。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又給我們敲響了一次沉重而又久遠的警鐘。“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和平演變”的根子就在黨內，黨內推行資本主義貨色的人就是西方夢寐以求的“內應”，黨內貪汙*現象就是西方和國內政治反對勢力最易蠱惑人心的口實！
把反貪汙*鬥爭上升到攸關國家命運的高度來認識，既是蘇東劇變的慘痛教訓，也與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和氣候密切相關。在國際上，西方在蘇東得手後，胃口大增，集中火力對付中國已成為他們主要的政治目標。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他們的密切關注。他們在靜靜地等待著、積極地創造著中國“和平演變”時機的降臨。
只要世界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存在，它們之間的鬥爭、較量就不會停止。這種鬥爭在資本主義還沒有徹底衰落，社會主義還沒有徹底勝利的歷史程序中，將會時起時伏貫穿始終，但代表人類正義力量的革命洪流是誰也阻擋不了的。只要我們立足於自己的實際，發展經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自覺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加強黨的建設，切實深入開展反貪汙*鬥爭，我們就一定能挫敗西方的挑戰，挫敗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陰謀。
（一）民族振興之路（1）
1�對外開放的嚴峻考驗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又何嘗不是如此。
翻開一本5000年的中華民族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早在公元前2000年，我國就開始有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活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活動不斷增強和擴大，在唐宋時期達到高潮。雖然囿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活動的規模、範圍和目的都十分有限，但是它對刺激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客觀上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是不容低估的。相反，如果離開世界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相互促進，實行閉關鎖國，妄自尊大，敝帚自珍，就根本說不上發展，結果必然是導致落後，甚至成為他國的附庸而無法獨立存在。
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發生在19世紀中葉的那場鴉片戰爭就是最好的證明。中國的國門被帝國主義列強強行開啟，號稱“天朝帝國”的遼闊河山，一夜之間幾乎被列強瓜分殆盡，中國人民吃盡了喪權辱國的苦頭。這充分證明了封閉造成落後、落後就要捱打的道理。
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了我國曆史上興與衰兩種情況的基礎上，明確地提出了閉關自守是使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主要原因這一重要思想觀點。*認為，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