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語尾，這種偶合對研究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有突破性的意義。1941年1月14日我的日記中有下列一段話：
Hartmann（哈特曼）去了。他先祝賀我的考試，又說：Prof� Krause對我的論文讚不絕口，關於Endung matha（動詞語尾 matha）簡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發現。他立刻抄了出來，說不定從這裡還可以得到有趣的發明。這些話伯恩克 （Boehncke）小姐已經告訴過我。我雖然也覺得自己的論文並不壞，但並不以為有什麼不得了。這樣一來，自己也有點飄飄然起來了。
關於口試和論文，就寫這樣多。因為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較重要的問題，所以寫多了。
我為什麼非要取得一個博士學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樣，有的則可能迥乎不同。中國近代許多大學者，比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郭沫若、魯迅等等，都沒有什麼博士頭銜，但都會在學術史上有地位的。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可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頭銜對他們毫無用處。但我捫心自問，自己並不是這種人，我從不把自己估計過高，我甘願當一個平凡的人。而一個平凡的人，如果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頭銜，則在搶奪飯碗的搏鬥中必然是個失敗者。這可以說是動機之一，但是還有之二。我在國內時對某一些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留學生看不順眼，竊以為他們也不過在外國燉了幾年牛肉，一旦回國，在非留學生面前就擺起譜來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學生，則一表示不平，就會有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吃不到葡萄而說葡萄酸的狐狸。我為了不當狐狸，必須出國，而且必須取得博士學位。這個動機，說起來十分可笑，然而卻是真實的。多少年來，博士頭銜就像一個幻影，飛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遠，或隱或顯。有時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時候又遠在天邊，可望而不可即。有時候熠熠閃光，有時候又晦暗不明。這使得我時而興會淋漓，時而又垂頭喪氣。一個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完成學業嘗試回國（3）
現在多年的夙願終於實現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國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歸。適逢1942年德國政府承認了南京漢奸汪記政府，國民黨政府的公使館被迫撤離，撤到瑞士去。我經過仔細考慮，決定離開德國，先到瑞士去，從那裡再設法回國。我的初中同班同學張天麟那時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沒有辦法可想。決心既下，就到我認識的師友家去辭行。大家當然都覺得很可惋惜，我心裡也充滿了離情別緒。最難過的一關是我的女房東。此時男房東已經故去，兒子結了婚，住在另外一個城市裡。我是她身邊唯一的一個親人，她是拿我當兒子來看待的。回憶起來她丈夫逝世的那一個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門找醫生，回家後又伴她守屍的。如今我一旦離開，五間房子裡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慼慼慘慘，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聽到我要走的訊息，立刻放聲痛哭。我一想到相處七年，風雨同舟，一旦訣別，何日再見？也不禁熱淚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後，才知道，到瑞士去並不那麼容易。即便到了那裡，也難以立即回國。看來只能留在德國了。此時戰爭已經持續了三年。雖然小的轟炸已經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規模的猛烈的轟炸，還沒有開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還平平靜靜。大街上仍然是車水馬龍，行人熙攘，臉上看不出什麼驚慌的神色。我抽空去拜訪了大教育心理學家施普蘭格爾（E�Spranger）。又到普魯士科學院去訪問西克靈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讀通了吐火羅文。我讀他的書已經有些年頭了，只是從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樸老實，木訥寡言。在戰爭聲中仍然伏案苦讀，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學者。就這樣，我在柏林住了幾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時間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東彷彿憑空撿了一隻金鳳凰，喜出望外。我也彷彿有遊子還家的感覺。回國既已無望，我只好隨遇而安，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同德國共存亡，同女房東共休慼了。
我又恢復了七年來的刻板單調的生活。每天在家裡吃過早點，就到高斯…韋伯樓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飯照例在外面飯館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現在已經不再是學生，辦完了退學手續，專任教員了。我不需要再到處跑著去上課，只是有時到漢學研究所去給德國學生上課。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讀書和寫作上。我繼續鑽研佛教混合梵語，沿著我的博士論文所開闢的道路前進。除了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