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法用武了。我想遵照我們的“國法”（中國的辦法也），從車窗裡丟出去，讓瑞士的螞蟻——不知道它們肯不肯吃這種東西？——去會餐吧。於是我一方面憑窗欣賞窗外的青山綠水，一方面又低頭看鐵路兩旁的地上，想找一個有點垃圾不太潔淨的地方，為我的麵包尋一個歸宿之地。但是，我找呀，看呀，看呀，找呀，從邊境直到瑞士首都伯爾尼，竟沒有找到哪怕是一片有點垃圾有點紙片的地方。我非常“失望”，也非常吃驚，手裡攥著那塊德國黑麵包，下了火車。
在車站上，有我的老朋友張天麟、牛西園和他們的小兒子張文，以及使館裡的什麼人，來迎接我們。我們到了張家，休息了一會，就到中國駐瑞士公使館去報到。見到了政務參贊王家鴻博士，他是留德老前輩，所以談話就比較融洽、投機。他把10月份的救濟費發給我們，談了談國內的情況。他大概同哥廷根那位姓張的一樣，身上有點藍氣。這與我們無關，我們不去管它。國民黨政府指令瑞士使館，竭盡全力，救濟淪落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其用意當然如司馬昭之心，人皆知之。這個我們也不去管它，我們是感激的。使館為了省錢，把我們介紹到離伯爾尼不遠的弗裡堡的一所天主教設立的公寓裡去住。對此我們也都沒有異議，反正能有地方住，我們就很滿足了。
當天晚上，我們就乘車來到弗裡堡。
我們住的公寓叫聖？朱斯坦公寓，已經有幾個中國學生住在這裡，都是老住戶。其中一位是天主教神甫，另外三位有的信天主教，有的也不信。他們幾位都到車站去迎接我們。從此我就在這裡做了幾個月的寓公。
在弗裡堡（Fribourg）（2）
弗裡堡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人口只有幾萬人，卻有一所頗為知名的天主教大學，還有一個藏書頗富的圖書館，也可以算是文化城了。瑞士是一個山國，弗裡堡更是山國中的一個山城。城裡面地勢還算是比較平坦，但是一出城，有的地方就有懸崖峭壁，有的高達幾十米或者更高。在相距幾十米上百米的兩個懸崖之間，往往修上一條鐵索橋，汽車和行人都能從上面透過。行人走動時，橋都搖搖晃晃；汽車走過，則全橋震動，大有地動山搖之勢。從橋上往下看，好像是從飛機上往下看一樣，令人頭昏目眩。
這地方的居民絕大多數是講法語的。但是我在農村裡看到一些古老的建築，雕刻在柱子或窗子上的卻是德文。我猜想，這地方原是德語區，後來不知由於什麼原因，說德語的人遷走了，說法語的人遷了進來。瑞士本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官方語言就有德文、法文、義大利文三種。因此瑞士人多半都能掌握幾種語言。又因為瑞士是世界花園，是旅遊勝地，英文在這裡也流行。在首都伯爾尼大街上賣鮮花的老太婆也都能講幾種語言，這都不算是什麼新鮮事兒。
在我住的公寓裡，也能看出這種多語言、多民族的現象。公寓的老闆是講法語的沙利愛神甫。而管理公寓的則是一位講德語的奧地利神甫。此人個子極高，很懂得幽默。一見面他就說：“年幼長身體的時候，偶一不小心，忘記了停止長，所以就長得這麼高！”在天主教裡面，男神甫有很大的自由，除了不許結婚以外，其他人世間的飲食娛樂，他都能享受，特別是酒，歐洲許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釀造極好的酒。相對之下，對於修女則頗多限制，行動有不少的不自由。
既然是天主教開辦的公寓，裡面有一些生活習慣頗帶宗教色彩。最突出的是每頓飯前必禱告。我非教徒，但必須吃飯。所以每次就餐前，吃飯的人都站在餐桌前，口中唸唸有詞。我不知道，他們唸的是什麼，但也只能奉陪肅立。好在時間極短，等教徒們感謝完了上帝，我這個非教徒也可以叨光狼吞虎嚥了。
公寓老闆沙利愛神甫大概很有點活動能力。我到後不久，他就被梵蒂岡教廷任命為瑞士三省大主教。為了求實存真起見，我現在把當時寫的日記摘抄幾段：
1945年11月21日
吃過早點就出去。因為今天是新主教Charriere（沙利愛）就職的日子，在主教府前面站了半天，看到穿紅的主教們一個個上汽車走了。到百貨店去買了一隻小皮箱就回來。同馮、黃談了談。十一點一同出去到城裡去看*。一直到十二點才聽到遠處音樂響，不久就看到兵士和警察，後面跟著學生，一隊隊過了不知有多久。再後面是神父、政府大員、各省主教。最後是教皇代表、沙主教，穿了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平的喇嘛穿了彩色的衣服在跳舞捉鬼。快到一點，典禮才完成。
一個多月以後，在194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