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南靠50多公里，洞庭湖底以每年一個多厘米的沉積增高，從明朝嘉靖年虎口、調絃決口算起，已近500年，眼下的洞庭湖底已比江漢平原高出5—7米，洞庭成了個“天上湖”，這既是洞庭湖地區這些年水患不斷的原因，也是日後江漢平原潛在的一大威脅。設若湖南人今天也學南宋荊湖北路安撫使方滋“夜使人決堤”，湖北面臨的就不是簡單的水患了，而是徹底的滅頂之災。
洞庭是湖南最深的憂。
1998年大洪過後，長江上游攔築了三峽大壩，湖南人疏通洩洪道，加固荊江、洩洪道與洞庭周邊大堤，退耕還湖，保護溼地，整治生態環境……洞庭湖域再也不會看著老天爺的臉色行事了。湘江滔滔北去，長江滾滾東逝，水鳥翱翔，百舸爭流，水天一色，這正是天下之水的浩浩洞庭湖。
憂樂是最隱的痛
歷來自然災害不斷，處在“憂患意識”中的湖南人以及湖南旅人，無不充滿極強的“憂樂”情懷。從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艱”到范仲淹的“先憂後樂”，到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都有著濃烈的憂患色彩，給湖南文化留下了深刻的“憂患文化”底蘊。近代中國內憂外患，湖南文化人才異軍突起，有人說：“舊*主義革命時期大多是湖南人，新*主義革命時期又有幾個不是湖南人？”湖南一直人才輩出。邵陽的魏源呼籲“師以夷技以制夷”。瀏陽的譚嗣同變法殞身。新化的陳天華乾脆在日本投海自殺，以此激烈的行為喚醒國民。還有辛亥革命功臣熊希齡與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