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是沃頓商學院？我仍然想不出原因。我在商學院發現，不光是某個小國家的政客不知道世界正在發生什麼—畢竟，小國家的人就應該不知道世界正在發生什麼—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商學院之一，在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最大公司的執行長們很可能也不知道世界正在發生著什麼。實際上，在我頭腦中這不僅僅是可能而已：我從內心感覺到人類在認知上的自大。
那時，我開始意識到我的興趣—高度不可能發生的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不光是衣著光鮮、精神抖擻的執行長才會被這些極端事件愚弄，博學的人也會。這一認知使黑天鵝現象從一個商業中的好運氣或者壞運氣的問題變為一個知識與科學的問題。我的觀點是，現實生活中有些科學成果不但是無用的，因為它們低估了高度不可能事件的影響（或者導致我們低估它），而且，它們中的許多或許實際上正在製造黑天鵝現象。
歷史上最大的市場崩盤
我從沃頓畢業4年後（體重也增加了磅後），1987年10月19日，我從紐約曼哈頓中城的投資銀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走回上東區的家。我走得很慢，因為我處於一種思想迷惑的狀態。
那一天發生了一件具有重創性的金融事件：（現代）歷史上最大的市場崩盤。更具重創性的是，它發生在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足夠老練的時候，我們有所有這些誇誇其談的柏拉圖化的經濟學家（以及騙人的以鐘形曲線為基礎的方程式）來預防，或者至少預測和控制大的震動。崩盤甚至不是由於某則新聞。事件的發生超越了事件前一天任何人所能想象的範圍，假如我指出了它的可能性，我會被看做瘋子。它滿足黑天鵝事件的條件，但當時我還不知道怎麼表達。
我在公園大道遇見了一位同事，正當我開始與他談話時，一名焦慮的婦女不顧一切地打斷我們的對話：“嗨，你們兩個知道發生什麼了嗎？”人行道上的人們看上去茫然無措。早一點的時候，我在我工作的第一波士頓的交易室裡看到有一些人在哭。一整天我都處在事件的震撼中，震驚的人們像探照燈下的兔子一樣亂跑。回家後，我的表兄亞歷克西斯打電話告訴我他的鄰居自殺了，從高層公寓跳了下去。這一點也不奇怪。我突然想到金融創傷可以比戰爭更打擊人的意志。（只要想一想，金融問題和隨之而來的羞辱可以導致自殺，而戰爭似乎並沒有如此直接的效果。）
我害怕得不償失的勝利：我知道自己是正確的，但又害怕自己的正確，以及目睹整個系統在我腳下崩潰。我並不真的想如此正確。我將永遠記住已故的吉米？P（Jimmy P。），他在看到自己的淨資產灰飛煙滅時，不斷半開玩笑地乞求螢幕上的價格不要再變動。
但在當時，我意識到我對錢根本不關心。我經歷了生命中最為奇怪的感受，一個震耳欲聾的聲音告訴我“我是正確的”，聲音如此之大，以至於我渾身都顫抖起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種震撼內心的感覺。我之後再也沒有經歷過這種感覺，也永遠不可能向那些從未經歷過的人描述。它是一種身心的震撼，好像是快樂、驕傲和恐懼的混合體。
我獲得了確定性？為什麼？ 。 想看書來
黑天鵝 第一章（7）
進入沃頓後的一兩年，我發展了一種精確但奇怪的能力：猜測罕見且出乎意料的事件，也就是處於柏拉圖邊界中，並且被柏拉圖化的“專家”認為“不可想象”的事件。回憶一下，在柏拉圖邊界，我們對現實的理解不再成立，但我們不知道這一點。
由於較早決定把數量金融學作為謀生職業，我同時成為了數理專家和交易員，數理專家是一類把隨機數學模型應用於金融（或者社會經濟學）資料和複雜金融工具的產業科學家。不過，我是完全相反意義上的數理專家：我研究這些模型的缺陷和侷限，尋找使它們失效的柏拉圖邊界。我還進行投機交易，而不僅僅是“紙上談兵”，這在數理專家當中是很少見的，因為他們被禁止“冒風險”，他們的角色只侷限於分析，而不是決策。我確信，我完全無法預測市場價格，並且知道其他人也無法預測，卻不知道這一點，或者不知道他們正在承擔巨大的風險。大部分交易員都是在“軋路機前撿硬幣”，把自己暴露在稀有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事件面前，卻睡得像嬰兒一樣，渾然不知。假如你認為自己厭惡風險、瞭解風險並且高度無知的話，我的工作是你能做的唯一工作。
代表獨立的粗話
1987年10月19日那天晚上，我一覺睡了12個小時。
我很難把這種確信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