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我的朋友，他們都由於市場崩盤而處於某種悲痛當中。當時的獎金與如今比起來非常微不足道，但是，假如我的僱主第一波士頓及金融系統能夠堅持到年底，我會得到一份適當的獎金。有時候人們會對這種狀況說一聲“去××的錢”，這話雖然粗俗，但能讓你表現得像個維多利亞時代的紳士，一個擺脫了奴役的人。它是一個心理上的緩衝，讓你無須成為鉅富，而是讓你自由選擇一個新的職業，而不必過分擔憂經濟報酬，它使你不必*自己的意志。你不再對某個僱主或者就業本身產生任何理智和情感上的依賴，不再受某個人對你武斷而不公平的評價的擺佈。（獨立對每個人都有特別的含義：我一直吃驚於那麼多高收入的人卻變得更加諂媚，因為他們變得更加依賴他們的客戶和僱主，也更加痴迷於賺更多的錢。）雖然按照某些標準來說這並不是豪言壯語，但它實際上幫我擺脫了經濟上的所有慾望。每當我把時間不是花在研究，而是花在追求物質財富上時，它都讓我感到羞愧。請注意，“去××的”代表掛掉電話之前的結束語。
那些日子交易員在賠錢時摔壞電話是極為平常的事。有的人喜歡摔椅子、桌子或者任何能夠發出聲響的東西。有一次，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名交易員試圖掐死我，來了4名保安才將他拖走。他生氣，是因為我站在他認為是他的“領地”的地方。誰會願意離開這樣的工作？把這種情形與大學餐廳中單調的午餐比較一下吧，那裡只有彬彬有禮的教授們談論著最新的院系爭鬥。於是我繼續留在“數理”和交易行業（現在仍然是），但管理好自己，只做最少量但極為密集（而且有趣）的工作，只關注最具技術性的方面，從不參加商業“會議”，避免與西裝革履卻不讀書的“成功者”為伍，並且平均每3年休息一年，彌補自己在科學和哲學方面落下的空白。為了慢慢提煉我的思想，我需要成為一個閒人，一個職業冥想者，懶洋洋地坐在咖啡館，遠離辦公桌和各種組織，睡到自然醒，貪婪地閱讀，而不需對任何人解釋什麼。我需要逐步在我的黑天鵝思想基礎上構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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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鵝 第二章
出版業中的黑天鵝
5年前，葉夫根尼婭是一位無名的沒有發表過作品的小說家，但背景不同尋常。她是一位神經學家，對哲學感興趣（她的前三任丈夫都是哲學家），而她頑固的法國加俄羅斯頭腦喜歡以文學形式表達她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她把她的理論描述成故事，並加上各種自傳性的評論。她避免了同時代的敘述性非虛構類作品新聞式的搪塞之詞。（“在一個明媚的4月的早晨，約翰？史密斯離開他的住所……”）她總是用人物原來的語言寫出外語對話，附上翻譯，就像電影字幕一樣。她拒絕為蹩腳的義大利語對話配上蹩腳的英語。①
本來沒有哪個出版商會理會她，但是，當時人們對那些少有的、能夠用人們半懂不懂的語言說話的科學家有一些興趣。一些出版商同意見她，他們希望她能夠成長，寫出一本“關於意識的大眾科學圖書”。她獲得了足夠的注意，以至於得到了拒絕信和偶爾的侮辱性評論的禮遇，而不是更為侮辱和貶低性的沉默。
出版商們對她的手稿感到很困惑，她甚至無法回答他們的第一個問題，“這是虛構類還是非虛構類？”也無法回答出版商出書申請表上“這本書是寫給誰看的”這一問題。他們告訴她，“你必須知道誰是你的讀者”以及“業餘作家為自己寫作，專業作家為他人寫作”。他們還要求她服從一個精確的圖書分類，因為“書店不喜歡感到困惑，他們需要知道往書架上的什麼地方擺這本書”。一名編輯小心翼翼地補充道：“我親愛的朋友，這將只能賣出10本，包括你的前夫們和家庭成員購買的數量。”
她在5年前曾參加過一次著名的寫作研討班，離開時覺得想作嘔。在那裡，“寫得好”似乎就是遵守已經成為絕對真理的教條，進一步加強所謂的“經驗”。她所遇到的作家對於過去的成功似乎都是以向後的角度看的：他們都試圖模仿《紐約客》刊登過的故事，而沒有認識到從定義上講，大部分新東西是不可能在過期的《紐約客》上找到範本的。就連“短故事”對葉夫根尼婭而言也是一個模仿的概念。研討班的指導老師以紳士的態度堅定地對她說，她的情況無可救藥了。
最後，葉夫根尼婭把她的主要作品《漫話遞迴》（A Story of Recursion）的整個手稿貼在網上。它在那裡吸引了少部分讀者，其中包括一家不知名出版社的精明的老闆，他戴著粉色邊框的眼鏡，說著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