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威望達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但一年不到，他的威望一下子跌到低谷，為什麼？因為財富的接收，接收了敵偽巨大的一筆財產，又沒有政治權力的制衡制約，所以貪汙腐敗更加嚴重，無以復加。當時有句話很形象：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腐敗導致了國民黨的失敗，這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想到，共產黨人也沒有想到，在後來的大決戰中那麼快就取得了勝利。國民黨沒有珍惜自己的政治優勢，白白喪失了。經濟上的腐敗吞噬了政治上的資本。
1949年中國現代化面臨又一次模式的選擇。從1948年下半年起，中國共產黨就已經考慮這個問題了。毛澤東48年下半年在傾全力組織三大戰役，在戰爭過程中共產黨也基本認識到中國是自己了的，怎麼樣建設這個國家呢？毛澤東就委託劉少奇具體規劃新中國的建設藍圖。1948年9月，劉少奇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報告》，12月在華北財政會議上，也做了《新中國建設的方針的問題》的報告。這兩篇報告明確指出，過早的社會主義政策是要不得的，過早的資本主義也是不行的，制定了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方針。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性質。這次會議不僅僅是毛澤東提出的要警惕“糖衣炮彈”，它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共產黨掌權以後制定一個新中國的藍圖，這個藍圖就是要長期處在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允許發展私人資本，允許資本主義、民族資本的存在，這和共產黨長期宣傳的有不同，這使老百姓和一些工商業資本家感到困惑，不太理解。很多地方對工商業對資本家實行了比較左的政策，針對這個情況，很多資本家就很擔心，想把資本抽出來轉移。劉少奇到天津調研期間，發表了著名的天津講話以及一系列講話。這個講話的核心內容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態度問題。七屆二中全會中說了黨的工作重心發生轉移，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奪取政權變為建設國家，需要學會管理，充分研究經濟。
劉少奇的天津講話其實就是具體貫徹、落實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他認為——我念一段，這是在《黨的文獻》上公開發表的——“天津解放後，帝國主義、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已找不到了，看不到了，於是就把子彈打在資本家頭上，把朋友當敵人，這就打錯了。”因為“今天的重點是聯合自由資產階級，而不是把重點放在鬥爭上”。他主張私營企業“可以和國營企業平行發展”，“現在私人資本是有積極作用的，必須充分發揮。”“今天在我國，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因為“在中國目前條件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若干發展是進步的，對於工人也是有利的。”在職工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劉少奇進一步強調了重點是要反“左”，而且反“左”比反右要困難得多：“不要怕說話，怕被人說投降了資本家，該說的話不說，結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業後罵你，我們要早講才對。‘左’的東西是常常有一股勁的，反‘左’的東西一定要比原來的勁頭大才行。反右的時候，他一聽右傾機會主義就會改。反‘左’，他往往會反過來說你右。”“天津講話”反覆強調現在的政策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指出“公私兼顧”就是在生產上“公營”和“私營”一視同仁，從原料供給到產品的銷售市場都必須公私兼顧，“從原料到市場，由國營私營共同商量，共同分配。這叫‘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具體針對天津出現的只顧公營不顧私營的現象說：“我們黨、政府、貿易局、公營工廠，必須主動地聯合資本家，主動地同他們合作。”針對天津出現工人要求長工資、提高待遇的要求，結果一些私營企業不堪重負的現象，劉少奇指出只顧勞方不顧資方的做法是錯誤的，因為這樣做會造成“資本家不安心，工廠關門、工人失業”，這實際“是工人的自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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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被延誤的現代化（9）
1949年5月，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東北局的報告，東北局的領導是高崗，高崗在東北對資產階級實行了比較左的政策，劉少奇對此提出了批評。
1949年9月，透過了共同綱領，也明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就是要發展民族資本。1951年3月，劉少奇起草了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檔案，其中第二條明確寫到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透過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但是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
1954年憲法沒有公佈之前，這個共同綱領起的是大憲章的作用，這是已經列入憲法裡的了。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