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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束星北在1943年給愛因斯坦寫的那封英文信，可以有另一種解讀。解讀的關鍵在那個英文詞“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意思的理解。這有兩個意思，查英文詞典，一個是“相識”，還有一個是“深交、熟識”。束的學生、中國科學院院士程開甲認為那句英文making your acquaintance的意思應是指“深交”，而並非簡單的“認識”。上海理工大學的王伯年教授按《英華大辭典》和《漢英詞典》對acquaintance有“相識”和“熟人”的兩種解釋，將那句話分別翻譯成：“真遺憾，我至今還未有機會與你相識”和“真遺憾，我至盡還未有成為你熟人的機會”。如果是後者的話，意味著束與愛尚為達到“熟人”的程度。由這個一推斷，就可能對了，儘管做過助手，但並不一定熟啊！到1943年還沒熟識呢。沒說謊啊！儘管如此，這位王伯年教授仍然認為，這並不能排除束曾短期內做過愛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有意思的是，願意相信束的，從acquaintance這個詞的細節，來替束辯護。但我們現在一聯想剛才1928年的那個敘述，能不能馬上提出一個反問，就是“熟識”的譯法是說不過去的。回頭看，想當年1928年8月的情形，愛因斯坦“熱情地幫我弄到一個研究助手的職務”；而且，“我幫他查過資料，進行過計算，也幫他改過學生的卷子。而且愛因斯坦基本上是一個人在那裡工作，只有我在幫他做點事情”。難道不熟識嗎？以後再看到這樣的事情，得以這樣的分析頭腦去把它像剝蔥頭一樣層層剝開，那樣或許你能成為一個很好的史學家。
第三，據一些老校友和同事回憶，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分別從別人那裡聽說，束星北是曾作過愛因斯坦的助手，他是唯一與愛因斯坦共過事的中國人。但又有口述者在採訪程開甲時提出疑問，問他束在40年代有沒有可能就編造自己曾做過愛因斯坦的助手呢？束星北的學生程開甲回答，絕不可能，也沒有這個必要。另外，還有一個理由，是設問，不是實證。這個事情最早的質疑者許良英推論，如果當年束星北真的作過愛因斯坦的助手，他為什麼不在履歷表中填寫，而要“故意隱瞞”這段“光榮歷史”呢？沒有道理啊。
大家看，歷史就是以這樣複雜、多元、多角、多側面、立體、超乎我們想象、紛繁、錯亂地呈現在了我們眼前。面對歷史我們是不是真的有點兒無所適從了？哪怕是剛剛發生或是剛剛過去不久的事情。在座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還可以聯想，您長到這個歲數，肯定在單位遇到過很多事，比如曾經有人在您面前說“某某某說了你什麼什麼壞話”，您聽了以後的第一反應是怒不可遏，還是說我冷靜下來核實一下再說？有沒有過這樣的情形？如果你去核實，那個人會告訴你，這話不是我說的，我可沒這麼說你，是誰誰說的。就又複雜了！如果你要跟那個人打架，一定要追本溯源，你怒氣沖天地找他，“你為什麼這麼說我”，那個人也許會說，你冤枉我了，我才不會那麼說呢。對吧？這樣的事情可能現在依然在我們的身邊天天發生著。如果我們從歷史的層面認識這個之後，假如說我們再聽到某個同事跟我說某某說你壞話了，咱就甭言語了吧。如果是謊言，不攻自破；如果是真的，你覺得你做人正派，那就讓時間去證明吧。何必非要為自己去討一個說法呢？有些事情，你既然覺得已經說它無用了，就由它去吧。我們聽朱向前講解讀毛主席詩詞的時候不是也提到，在向毛主席彙報林彪要叛逃的時候，毛說的那句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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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歷史真實看“戲說”與“正說”（9）
關注細節，可能會把我們已經瞭解到的歷史的判斷給否定了。這裡還有兩個簡單的例子。
一個是我前不久看某本書的時候一滑就過了的，我竟忘了書名，太可惜了。關於“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歷史事件。當看到任何書中對此描述的時候，我們可能想象自己年輕的時候也熱血沸騰過。“五四”學生遊行，最後“火燒趙家樓”。說到遊行學生領袖的時候，常會提及一位叫傅斯年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著名學者。在描述歷史的銜接上，常常是這樣的，至少我看到傅斯年展覽館的介紹是這樣講的，說傅斯年是當年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然後文字就跳到“五四”運動和“火燒趙家樓”。如果我們把這兩者聯絡起來，“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傅斯年跟當年參加學生運動的學生一起去火燒了趙家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