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聯絡是必然的吧？不會有錯吧？至少我也是這麼想的。然而，我前不久看的那本書裡寫道，傅斯年確實是學生領袖，而且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面，也去了趙家樓。但當學生們要火燒的時候，他勸阻，不讓燒，認為是過激行為，認為不能用這種火燒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憤怒。當學生們執意要燒的時候，傅斯年走了，沒有參與。但現在又沒有任何史證來證明這個描述是真的。如果我們相信這個描述是真的，那我們對於傅斯年的判斷，可能因為這一個小的細節而做出非常不同的評價。傅斯年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知識分子，他在這個瞬間做出了離開而沒有參與的行為，這對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面對這樣的事情的時候的態度、想法，並由此牽引出他的知識背景，受教育的背景，等等，就都可以做縱深的分析和探討。
還有一個，是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所的研究員歐建平先生給我們講過一個很有趣的細節，大英博物館馬克思讀書的桌子底下到底有沒有坑？至少我小時侯看對馬克思讀書破萬卷的描寫時，都說馬克思天天去那兒讀書，讀的時候不停地思考，腳老在地下蹭，時間長了，底下就有一個坑。這當然對於鼓勵學生像革命導師一樣，去貪婪地讀書，貪婪地汲取知識，是再好不過了。然而，歐老師告訴我們，他去了大英博物館，問了大英博物館的圖書管理員，並親自到那個椅子底下去看了看，沒有坑。圖書管理員告訴他，當年常來這兒看書的享有一種優惠，不是說每次坐在某一個固定的位置上，而是前排。前排是一排，不是某一個座位。
另外我們還見到過書上的畫兒，畫的是馬克思在那兒讀書，邊上是大窗戶。歐老師又告訴我們，邊上沒窗戶，窗戶離地面多高呢？好幾米吶。看看，我們所接觸到的藝術的真實，或者叫文學的歷史真實，可能離那個歷史本真細節的真實差得太遠了。可是這樣的歷史真空，怎麼樣來填補呢？很多種情形下，根本無法也無力填補。我們常是被動的，甚至被動到了毫無還手之力。人家告訴你，就是這個，你信吧！
再比如，我小時侯從報上看到過很多這樣的報導，比如說英雄人物救了人，記者第二天寫出報道，他要描寫英雄人物在救人之前瞬間一系列的心理活動：想到了誰，想到了什麼語錄，想到了小時侯受到什麼教育，想到了父母曾經以什麼什麼話告戒我要如何如何做人，等等。但當時很少有人在看報導的時候想一想，他要是在救人之前想這麼多，那個被救的人會不會早就死了？現在再有這樣的報導時，大多數情況下已經是相對真實了。而且，很多救人者也跟媒體很真實地說，我當時什麼都沒想，根本顧不得想，這是真實的。但是事後我們可以附加上一些東西，就是為什麼這樣的人，他可以在那個時刻不加思考地挺身而出。我們在分析他為什麼這樣做時，可以聯想到後來說的那些什麼教育，成長，背景之類的。因為他受過這樣的教育，所以他才會在那個時刻這樣做；而不是把後天的東西安到他救人之前的那個瞬間。這應該是歷史還原的做法吧。
大家都知道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它是一部文學作品。但文學作品當中，有關於古希臘歷史的真實痕跡嗎？美國有兩個口述史學家，是師徒倆，師傅叫米爾曼·帕裡，徒弟叫洛德。他們經過多年的研究，認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兩部被後人稱為偉大史詩、總數約達28000詩行的敘述作品，遠非荷馬一人所能作，而肯定是希臘人集體的遺產。他們經過前往當時還流傳著很濃厚的口述傳統的前南斯拉夫地區進行探察，並把探察的錄音帶回來加以詳盡的分析，認為史詩中高度程式化的固定的“特定形容詞”當中、背後掩藏著他們的一種發現。第一，發現這種演唱風格有著悠久的傳統。第二，他又發現，正因為是這樣的演唱傳統，所以荷馬史詩是歷代地、疊加地、不斷地創造、再創造形成的。
其實，早在“荷馬時代”稍後不久的歲月，關於“誰是荷馬？他是何時創作出那些我們慣常歸功於他的詩作的”這些問題就已經成為懸而未決的公案，很像《紅樓夢》。“荷馬問題”變得撲朔迷離。由於沒有留下關於荷馬史詩創作者的確切記載，後世的學者們只能根據零星的線索，來做各式各樣的主觀推斷。就像現在，對《紅樓夢》的作者，我們也有很多人做出了不同的推斷。有的說是曹雪芹，有的說是曹雪芹的父親，還有的說根本就不是他們寫的，而是一個抄書者——這個也當成一個笑話，有一個紅學家，好像是陳維昭吧，在某次講座時說有人提出質疑說“曹雪芹”這個名字是“抄寫勤”的諧音。當初因為《紅樓夢》的流傳版本很廣，很多人抄啊抄啊，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