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性搞清楚，還得參照我的經歷來講。
從《日本文藝雜誌》上見到原本考慮授予老舍的諾貝爾文學獎可惜又失去的訊息，並把這些告訴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確實是我。當時他們聽了也感到吃驚，我想這些您也許不清楚。可是，時間上並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從時間上我們知道了，這個是春秋時候的孟姜女的原型）我清楚地記得那是我第一次訪問北京的時候。拜訪舒家，是在滯留北京的那幾日，……在同（舒乙、胡絜青）兩位暢談中，我記得向他們說起，（我們看，口述史和歷史的書寫，都牽扯到人們的記憶。而這個記憶是常常出錯誤、出偏差的吧？或者說，我們現在向人們描述幾十年前經歷的事情的時候，有沒有可能考慮到當年的某種角色不光彩，或者考慮到我要為當時的某件事情做一些修正，做一些遮掩，把記憶改編了？）“日本文藝雜誌載，日本國際筆會的一位作家談到，川端康成獲獎後，他從瑞典大使館的朋友的電話裡得知，原本獲獎者是考慮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為文革，對中國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經去世，於是該獎授予了川端。這個筆會的人說，川端先生是非常傑出的作家，但作為人道主義的受獎者來說，還是老舍先生更為合適。”
他提到的是什麼啊？是他聽朋友在電話裡跟他說的。我們看，層累的這種疊加的說法，經過了歌手的幾次傳唱之後，已經變成了真實的史實傳唱出來，並把這個史實傳唱成為神話。而我們大家在聽到這個神話的時候，很多人是願意相信它的。我們的世界觀經過很長時間，好像已經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固化的東西，願意相信神話，不願意懷疑神話，更不願意打破神話。
他下面還有一句話講到這個，他說：
但是，不管怎樣，關於老舍和諾貝爾獎的文章曾刊載於《文藝雜誌》上，這件事情是不會錯的。
你看，日本人肯定了自己的這個記憶。他曾經向舒乙先生說過的這件事情——我們注意是他記憶中的這件事情，而不是舒乙先生傳出去的那件事情——是不會錯的。然後舒先生在跟外界說的時候，也說，在他記憶當中，這個日本人曾經告訴過他這件事情，是不會錯的。問題出在哪兒了呢？出在兩個人的記憶上！日本人的記憶和舒先生的記憶出現了落差。而這兩個記憶的問題，帶給了我們對於這段歷史在認識上的不同。
我想一定是寫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覺言有未盡，特意又補上一段“附記”：
我向舒乙先生說“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會大家都知道。”，當然不是在1981年我們初次見面時說的，應是兩年後在名古屋老舍研究會成立，我出任關西地區常任委員的時候。（你看，他並沒有說他自己是老舍研究會的前會長，而是關西老舍研究會的一名委員）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這麼說的。從那以後又經過了幾年，在老舍研究會的閒聊中，也曾和幾個人提起前述那本雜誌，談過老舍和諾獎的事情。也許您知道，我是惦記著這樁事的。總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又往前推了吧？孟姜女在春秋時候的那個原型在哪兒呢？
這些證據還沒完，還有。而且這個證據只要一看，可能更願意相信它的權威性。因為這個證據的說者是現在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當中唯一懂中文的馬悅然先生。他是瑞典皇家學院的院士，年齡已經很高了，大概80多歲了。他50年代在中國曾做過瑞典駐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剛才說到《明報月刊》刊登了文潔若《老舍差點獲諾獎？》的那篇文章，同期還刊登了馬悅然的文章《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文中提到，在馬悅然的“記憶”裡，老舍和他的妻子是我“當年的親密知交。”你看他這樣說。而我們從後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是不是親密知交，就像束星北談到的那個“熟識”問題。文章還提到，由於1966年時他還不是瑞典皇家學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開諾獎中關於老舍的事情。因為諾獎評委會有一個規定，一旦當了院士，成為評委，就要守口如瓶50年，直到檔案揭秘。在此之前，任何一個評委都不能向外透露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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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歷史真實看“戲說”與“正說”（15）
“老舍確實曾被幾位法國漢學家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人。提名者中的保·貝第（Paul Bady）曾經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寫過論文。我曾數次被法國友人揪住，尋求我對老舍候選人資格的支援。那時我對這個獎的候選人，則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覺得老舍作品的翻譯質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說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