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就我所知，那時他僅有的被譯成英文的作品是《駱駝祥子》和《離婚》。在英譯《駱駝祥子》中介紹的幸福結局全然詆譭了小說的本意。我斷定老舍因而不可能進入候選人的終審名單。事實果然如此。”我們看，一個後來的諾獎評委，在他回憶1966年情形的時候，又是這樣的一種記憶。
然而，他在文章中透露，因為“對沈從文的欽佩和對他的回憶的深切尊敬”使他“打破了嚴守秘密的規矩”。他證實，1988年沈從文先生去世之後——當時國內也一片惋惜——這個人因為理解中國人的諾獎情結，所以他違背諾獎評委的諾言，就1988年的事情做了一個披露。我們注意他言辭的表達，他說，“沈從文曾被多個地區的專家學者提名為這個獎的候選人。他的名字被選入了1987年的候選人終審名單，1988年他再度進入當年的終審名單。學院中有強大力量支援他的候選人資格。我個人確信，1988年如果他不辭世，他可能將在十月獲得這項獎。”他並沒有把話說死。因為每年的諾獎要在鍋蓋揭開以後才能知道那個人是誰，評獎是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
然後在這兒，我們再看另一個有趣的現象。馬悅然的文章和艾笛女士說她“從沒有跟蕭乾和文潔若談到老舍，她談的是沈從文”的“記憶”取得了一致；而舒濟、舒乙的“記憶”，又與文潔若“不予證實”前的“記憶”，也就是她寫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件事相吻合。我到現在，唯一沒有找到的，估計也不可能找到的，就是他們提到的那位當年瑞典駐日本大使。但是，我從常識性的外交禮儀來推斷，瑞典大使在當時的那種情形下，可能不會那麼說。大家想一想，瑞典駐日本大使有可能在向日本人祝賀日本作家獲得諾獎的時候向日本人說，這個獎原來不是給你的，是要給一箇中國偉大作家老舍的。這個可能性大不大？他如果這麼說，是否違反了外交禮儀？如果我們相信這個違反外交禮儀的言辭是真實的，那前面的那個敘述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我找不找這個瑞典大使也就無所謂了。
然後，再來看那個馬悅然。他說他是老舍夫婦的“親密知交”。然而，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時，發現了一封時間標明寫於1956年至1957年間老舍致瑞典駐華使館人員的英文簡訊，只有一句話：“‘I am not Cao Yu；I am Lao She；且不一一。’譯為中文的意思‘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意思是，我不多說了，你們找錯了人。就這麼簡單。乍一看，這封信有點令人摸不著頭腦，不知所云。多虧有舒濟女士的註釋，就能明白這句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話。註釋說，“瑞典大使館的兩位年輕的女工作人員告訴該使館文化參贊馬悅然說，與她們住在同一衚衕裡的是劇作家曹禺，並要馬悅然替她們用中文寫一封信，邀請這位著名的鄰居去喝茶。結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燈市口豐富衚衕19號的老舍。老舍用此簡短的一句話，回覆了她們。”疑問是不是又可以出來了？如果馬悅然和老舍夫婦是親密知交的話，他難道不知道住在那個衚衕裡的是老舍而不是曹禺？這個歷史也就非常有意思了，對吧？
最後剩一點兒時間，來不及梳理很多，就引兩個西方有名史學家的話來結束，並讓我們多元地來認識歷史。一個是法國年鑑派史學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另一位還在世的是美國史學家保羅·柯文。看看他們的話能夠提供給我們什麼更遙遠的、更幽深的一種思考。
保羅·柯文有幾段很精彩的話。他研究義和團，跟我們國內某一時期對義和團的研究是非常不一樣的。他也說到了我們在不同的時期對義和團的研究及由此得出的結論，跟我們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是有關係的。正因為如此，他強調，有時候我們並不在乎過去發生了什麼，而只在乎怎樣以今天對過去那件事情的認知，往過去的那件事情上附加。而瞭解這件事情的人，往往又是從已經附加的東西去了解。我們已經不知道原來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樣的。他一直認為，“過去”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堆固定不變的事實材料，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去發掘並清楚地說明這些材料。從我做“老舍之死”的調查工作來說，其實也是這麼一種過程。他還提到了兩個這樣的疑問，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說，我們能不能認為被親身體驗的“過去”，比歷史上重建了的“過去”更有價值，因為它更加逼真；或者認為，歷史上重建了的“過去”，比被神話了的“過去”更有價值，因為它更加接近事實？
對於這兩個，保羅·柯文毫不猶豫地做了肯定的回答。不論是前邊我說的那麼多的具體例子，還是我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