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本名查良鏞反而不為人所知。時至今日，人們仍以“梁大俠”、“生公”及“金大俠”、“金庸先生”來習稱這二位武俠文學的大師。金、梁並肩，崛起於香港島上，成就了一番新武俠文學的名山事業，迷倒了千千萬萬的中文讀者。流風所播，各路群雄競起，臺灣的臥龍生、諸葛青雲、司馬翎也連袂而來，但此三人其實都屬於舊派武俠文學的寫法，有別於此一路寫法的古龍未出道時對金、梁二人甚為敬仰。據古龍的朋友，臺灣武俠小說家於東樓先生告訴筆者，在古龍六十年代崛起於臺灣，漸成氣候時，他收到金庸給他的覆信時，有“驚喜萬分”的感慨。古龍自1960年開始嘗試寫武俠小說，初期的《蒼穹神劍》等都十分幼稚，及至1964年才以《浣花洗劍錄》等聲名鵲起。古龍一生寫了61部武俠作品，其部數比金梁二人的著作加起來還多。籠統而言，將這三者都算作新武俠文學的話，則新派武俠文學有116部之多。此三人的武俠文學作品先在港臺海外流傳，後又傳入內地，印數以數億冊計，又改編成電影、電視，風靡海內外，讀者遍天下。曾有人說，宋人柳永以詞名世，遂有：“有水井處必有人吟柳永詞”之說，今則應改為：“全世界有華人居住之處，必有金庸小說在流傳。”當然，當今世界已成地球村，進入IT時代，新武俠文學更以新的形式變體進入人們的娛樂、審美世界，恐怕將來飛船登天，宇航員在太空艙讀新武俠小說、看新武俠電影或電視劇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舉這些事例是要說明，新武俠文學已征服了海內外億萬中文讀者。
然而，在當代文學批評史中卻存在著無視或歧視新武俠文學的傾向，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或文學史的研究中，也對舊派武俠文學有否定與貶低的批評，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將武俠小說等一類的“通俗小說”歸入批判的物件，在現代文學史上或略而不提，或橫加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罪名。究其實，武俠小說在現代文壇上一問世就被人們賦以又愛又恨的角色，愛之者，喜其除暴安良，劫富濟貧，濟弱扶傾，著迷於其撲朔迷離的江湖恩怨，兒女情長的俠骨柔情，扣人心絃的驚險傳奇；恨之者，謂其社會影響惡劣，誤導青少年，鼓吹暴力，血腥殘殺，冤冤相報，復仇手段殘虐，更有甚者，指其怪力亂神，仙魔荒誕，盅惑年輕一代。
新武俠文學五十週年回顧（2）
距梁羽生先生創作第一部武俠小說已整整51年了，今年也是金庸涉足武俠文學界五十週年的紀念之年。半個世紀以來，新武俠文學已成中國當代文學百花園中的絢麗之花，有必要對之作一個回顧與評價。
武俠文學之源流
我們不妨來看看新舊武俠文學的出現、進化及其同異的發展歷程。臺灣武俠研究家葉洪生曾就“武俠”之稱作了一個考證，他認為：“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俠’與‘遊俠’之稱屢見不鮮，但並無‘武俠’一詞。最早將‘武’、‘俠’二字相提並論，復加以必然之關聯者，厥為戰國時代法家代表人物韓非。《韓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所謂五蠹，乃特指學者、言論者、帶劍者、串御者、工商者“五類分子”而言。其中“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前法家為‘俠’所羅織的罪名，必欲去之而後快！”①（葉洪生著《論劍…武俠小說談藝錄》，學林出版社，上海，頁4。）他不同意錢穆在《釋俠》一文中所斷：“俠乃養私劍者，而以私劍見養者非俠”的論見，而贊同漢學家劉若愚在《中國之俠》書中所說：“遊俠並非屬於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有某種階級成分，不過是擁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將“重仁義，鋤強扶弱，不求報施”列為遊俠八特徵之首。梁羽生先生也認為，“武俠”不在於武，而在於俠義。唐代人即認為：“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李德裕《豪俠論》） 換句話說，武俠文學作者最看重的正面人物還是有正義感之俠，而非武藝高強，但道德品行不好，為虎作倀的江湖人物，譬如金庸《書劍恩仇錄》中的張召重。
自司馬遷《史記》中《遊俠列傳》入史籍記載以來，俠士在社會中就成為一個特殊社會階層的代表人物，它與後世的日本武士成為一個階層又有不同，與英國等歐美國家的綠林好漢羅賓遜或西部片中剪徑的、搶火車的強盜也是大有區別的。武俠者，應指那些身懷絕技，代表人間正義的義俠之士。但“武俠”這一名詞並不見於中國古籍之中，反而最早出現在與中國同文同種的日本近代文學中。明治時代的小說家押川春浪（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