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學風景線。
二十年代是武俠文學由文言走向白話的嬗變的時期，它與五四新文###動中的新文學一樣，從文白夾雜到漸以白話文為敘事語言，從以短篇為主轉向長篇，當然，在內容上仍以古代傳奇為主體，以俠士為主角，可說是與宣揚新思想、新文化的五四新文###動分庭抗禮，與之爭奪著讀者。二十年代武俠文學成行成市，有了其職業創作的傾向，向愷然、趙煥亭、顧明道、姚民哀、楊塵因等都為武俠文學界一時之選，其出版物又以繡像武俠小說為其特徵，這是襲自明清小說的舊衣缽。三十年代則是舊派武俠文學蔚成氣候的年代，出現了一代以專職寫作武俠小說的作家，可謂群雄並起，將中國武俠文學推到一個高峰，這與中國新文學在三十年代中的大發展幾乎是同步進行，不由人不感到奇怪。當然，武俠文學有其侷限性，在文學體裁上，它只佔了小說界一隅，而新文學則在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電影上百花齊放，投入新文學文陣的作家與日俱增，新秀輩出，同時他們又與家國命運、政治、社會現實緊密相關，積極參與啟蒙、救亡與抗日活動，因而成為文壇主流。武俠文學則免不了被譏為“鼓吹神鬼不經之說”，宣揚歪門邪道，背離現實社會，乃誤導青年的壞書，與救亡的主調不免有荒腔走板的不諧調之嫌。這一代的武俠作家構成了舊武俠文學的主力，尤以北派五大家：宮白羽、鄭證恩、還珠樓主、王度廬、朱貞木為其中的佼佼者。白羽的《錢鏢》系列，還珠樓主的《蜀山》系列、鄭證恩的《鷹爪王》系列、王度廬的《鶴劍珠龍瓶》五部曲、朱貞木的《神龍》三部曲及《邊塞風雲》等，各呈異彩，蔚成大觀，擁有大量的讀者群。
然而，隨著四十年代後期的國共的政治軍事鬥爭日益白熱化，社會動盪，民不聊生，在兵禍不斷，溫飽、生計都成問題的民間社會中，誰還有心去讀武俠小說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政治熱情的高漲左右了文化界的動向，嚴峻的意識形態更蛻化為嚴厲的思想管制運動。在臺灣，敗退到臺澎金馬的國民黨政府也以###為總動員，一切的文宣都要為此服務，武俠文學難逃其厄運，在海峽兩岸都被視為毒草或不良讀物，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位。留在大陸的武俠作家紛紛輟筆，還珠樓主入戲劇界服務，不敢再寫武俠小說，晚年撰寫了八十萬言的《杜甫傳》卻未能付梓。宮白羽是一個最為努力上進的武俠文學家，他早年有志投身於新文###動，並曾得到魯迅先生的鼓勵，且在武俠文學界首次創造了“武林”一詞，解放後卻未敢再寫武俠。當梁、金的武俠小說於香港雙星並耀之時，香港《大公報》曾邀請其續武俠之緣，他也重作馮婦，寫作了《綠林豪傑傳》一書，卻因為當時政治氣氛所囿，全篇以“階級鬥爭為綱”，不能放手去寫，自然大失水準。他在閱讀了梁羽生等的作品後，也自認自己已力不從心，故從此不再寫作武俠小說。
新武俠文學五十週年回顧（3）
新武俠文學的誕生及早期狀況
新派武俠文學為何在香港誕生，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偶然，其實是一種必然。說其偶然，確是因為一場武術界的打擂臺引起的。五十年代初，香港武術界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與白鶴派掌門人陳剋夫的門派之爭愈演愈烈，雙方唇槍舌劍，先打了幾輪“口水戰”之後，未分勝負。遂依武林之舊俗，約定來個競技，一決高下——上擂臺比賽。當時的香港不準進行這類武打，只得改到澳門去比賽，結果不到五分鐘，就以吳公儀一拳打傷陳剋夫的鼻子而告終。比賽之前，香港報刊大做文章，賽後人們餘興未減，依然眾口喧騰，當時的《新晚報》總編羅孚遂“忽發奇想”，要他的廣西老鄉、平時喜歡填詞作詩的陳文統馬上寫一篇武俠小說。吳、陳一月十七日比武，《新晚報》十九日就登出預告要連載武俠小說，陳文統被趕著鴨子上架。一月二十日，以“梁羽生”之名寫作的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就開始在《新晚報》上連載，開篇的楔子就是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首《踏莎行》。至八月初，該部長篇連載完畢。
這一篇小說以十九世紀末發生的“義和團運動”作為歷史背景，梁羽生想寫一部歷史的悲劇。他未曾料到，這個恍如急就章形式趕出來的武俠作品卻立即成為流行小說。《新晚報》因此銷量猛增，趕上了老對手《星島晚報》。而《龍虎鬥京華》居然馬上成為街談巷議、人人爭讀的流行小說，其鋒頭竟然蓋過了唐人寫的《金陵春夢》，頗有“到處逢人說項斯”的現象，連梁羽生的好友舒巷城也向他打聽梁羽生究竟是何方神聖？而盜印本則在書未結集正式出版前就已氾濫於市場。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