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的中文報紙也爭相轉載，首先是泰國，其後是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最重要的是，在香港吹起了“武俠文學之風”。許多大報一看如此，馬上跟風增加武俠小說，參與寫作的人越來越多。一年多之後，金庸終在羅孚、梁羽生的動員之下初試啼聲，結果一炮而紅。《書劍恩仇錄》為他的成名奠定了第一塊堅實的基石。以致時至今日，梁羽生常說的一句話是：“我雖開風氣之先，但金庸後來居上。可是，我是全世界第一個知道他會寫武俠小說而且一定會寫得好的人！”
金庸的《書劍恩仇錄》開始寫作於一九五五年中，也是採用舊式章回體的寫法，用回合，下文之前有詩詞，作為開篇詞用的是辛棄疾的一首詞《賀新郎》。這一部長篇也是於《新晚報》上連載了二年的，結果是一寫寫了十七年，至1972年才封筆，共創作十五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的篇幅較長，是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和梁的第二部作品《草莽龍蛇傳》之和。因文采斐然，情節峰迴路轉，結果一發表就大受歡迎，與梁羽生的其它武俠小說互為犄角，一時瑜亮。形成了一個氣勢。
梁羽生在寫完《草莽龍蛇傳》之後本不想再續寫下去，然而報社不同意，讀者不放過，他自己也入於其中，不能自拔，越寫越著迷了。香港的《週末報》來約他再寫一部武俠小說，梁羽生因為《龍虎鬥京華》屬倉促披掛上陣，不大滿意這部處女作，所以就應承了《週末報》之邀，寫出了一部較短的小說《塞外奇俠傳》，其取材自新疆一首歌頌女英雄飛紅巾的民歌。他試圖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不用回目詩為新式標題，同時嘗試用新文學的手法，將人物的矛盾衝突不是放在武的上面，而是在情字上做文章。在飛紅巾、納蘭###（滿洲貴族）和楊雲驄的三角戀情上大做文章。梁羽生認為這一部寫得比較有文學性，比《龍虎鬥京華》好一些。
兩年之後的1956年，梁羽生又開始寫《七劍下天山》，當時《塞外奇俠傳》尚未寫完，而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也約略寫到一半多一點。梁羽生受美國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影響，想以西方文學的技巧來寫武俠小說，他至今猶念念不忘的是，他在小說中第一次運用弗洛伊德有關潛意識的心理學說來為書中一個人物桂仲明解夢。這也是武俠小說界第一次運用西方文學理論及手法吧！論者常指出中國的傳統小說向來缺乏詳細的心理描寫，新文學作家就將西方文學擅長的“意識流”加以張揚，以此批評中國傳統小說的缺陷，誠為切中要害之言。確實如此，中國傳統小說長於敘史、敘事，疏於細膩的心理及細節描寫，尤其缺乏心理活動的描摹。然而，在中國戲劇文學中卻歷來傳承有十分精彩的心理活動的表現手法，在大段的唱唸中表現角色的內心衝突、苦悶、心靈掙扎，與西方戲劇中的獨白正相合。魯迅的第一篇現代小說《狂人日記》就是以“狂人”的心理活動來大做文章的，這也是五四新文學區別於傳統小說的一大新的表現手法。梁羽生此舉也代表了新武俠文學家想擺脫舊武俠小說的窠臼而作出的一種嘗試。金庸的第二部小說《碧血劍》也比《書劍恩仇錄》採用了更多的電影手法，這是因為金庸喜愛電影，曾改編過電影劇本的緣故。緊接著，他於1957年開寫的《射鵰英雄傳》亦已寫了三分之一。從1954年到1957年，可視為新武俠小說的早期。就在這一年，梁羽生也完成了《七劍下天山》，緊接著又寫起《江湖三女俠》與另一名篇《白髮魔女傳》。後二部完載於1958年。
新武俠文學的中、後期發展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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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俠文學五十週年回顧（4）
我將1954－1957年定為新武俠文學的早期。從1958年至文革初，一般是以他們開篇寫作的時期而計，而金、梁稍有不同。金庸1972年文革未結束就封筆了，梁羽生則一直寫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最後一部小說《武當一劍》初刊於1980年5月9日的《大公報》上，完結於1983年8月2日，距金庸封筆已有十年之久。所以只可大略分之。如果從新派武俠文學的整體而言，或可將中期定為1958年至六十年代末（1969年）。這一段時間，也是臺灣武俠小說家開始活躍的時代。據葉洪生先生所述，臥龍生從1958年起撰《飛燕驚龍》、《鐵笛神劍》、《玉釵盟》、《素手劫》等；司馬翎亦於1958年涉足武俠文學界，他以“神劍”系列而在武俠文學界出道（還有《劍氣千幻錄》、《劍神傳》、《金縷衣》等），迭有新作，以二十五部作品而傲視“武俠文壇”，與臥龍生、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