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裡也寫到梁思成先生在1957年寫的那些話：拆城牆、城樓就像挖我的肉剝我的皮！寫完這書之後，我也真實感受到了這種痛苦。所以我有些不敢進二環之內的老城區了，因為到處都在拆。昨天我應邀去西安駐京辦事處，在新街口那裡。之前，我還猶豫去不去呢，因為我知道那兒正在拆。最後還是去了，挺難過的。
城記：北京舊城改造五十年（2）
怎麼說呢？這種痛苦並不是我王軍個人的思古之幽情所致，因為這樣的拆除所造成的巨大損失，是可以透過數字計算出來的。事實上，這種拆除並沒有使我們的生活發生根本性的改善，請問大家現在的生活方便了麼？就城市交通和空氣質量而言，是更多的不便與不安了。我記得我讀大學時，海淀區的白頤路綠化得多好！沒那麼多小汽車，靠公共交通就解決問題了。
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用公共交通來解決問題，把道路面積的大部分拿給公共交通用，少部分拿給小汽車用，他們的交通就不堵啦。我們要是這樣做，白頤路的那些樹都可以留下來，多美啊！
但現在整個城市拆出的那麼寬的馬路，在高峰時段幾乎都被小汽車淤死了。這個城市在一種高密度的建築環境下居然想用小汽車來解決交通問題，這樣的模式在全世界也沒有成功過。用這樣一種方式把老北京肢解了，代價是什麼？我今天就要問一下這個問題，我相信以後我的孩子——他們那代人還會來追問這個問題。
我是個記者，《城記》這本書我理解它是個長篇的報道。這篇報道說，新中國定都北京之後，有兩個讀書人提出了一個保護老北京、建設新北京、新舊城市分開以使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方案，後來這個方案沒有被採納，這兩個人的命運因此而被改變，這個城市的命運因此也被改變。城牆、牌樓等大量珍貴的建築因此被拆掉，甚至故宮都差點被拆掉。
這本書主要就談這麼個事情，我就完成這麼一個報道。這裡邊有很多我對當事人的採訪，還有一些檔案的整理。我這書裡全是有根有據的東西，包括梁思成的工作筆記和私人日記，還有他在“文革”期間被迫寫下的交待材料。
我想今天這個話題先從我個人的經驗談起，我作為一個記者，為什麼一下子走到歷史中去了？
小時候我在貴州，喜歡畫畫，就畫天安門。來到北京看天安門的人，都會拍張照片。但仔細一看，問題就出來了。（大螢幕顯示天安門東側建築景觀）你看故宮的東面，這一塊，是學術界爭論最大的，北京飯店東樓，蓋的那個高，這是“文革”期間蓋起來的。後來大家都拼命向北京飯店東樓看齊，於是故宮的東面，王府井那一帶完全形成了一道混凝土屏障，勢壓故宮啊。整個兒把故宮比小了。這是北京城很大的一個矛盾。
北京城就這樣變化著——老的被推倒，新的起來了。大量人口被遷往郊區，老人往往是最不幸的，一旦離開了這個城市，一旦沒有了周圍的朋友，他們怎麼過呢？他們沒有那麼好的適應能力。被拆遷的老人離開城市，到郊區以後，周圍沒有好朋友了，非常抑鬱，健康受到很大影響，有的人在拆遷之後不久就去世了。
長安街一百二十米寬，幾乎是世界上最寬闊的大街了，但它居然經常被堵成停車場，這是為什麼？這麼寬的馬路，如同平躺的牆，使步行者難以穿行，街道逛不起來，商氣也就沒了。
（大螢幕顯示宣武區觀音院過街樓被拆除情形）這是北京城區內惟一一個古代過街樓，1998年北京市文物部門說把它異地保護，最後竟是用推土機直接剷掉。
看到這些事情，我始終在想：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然後就想到梁思成、林徽因，他們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對，可因為北京城又是最痛苦的一對。他們為什麼痛苦呢？他們的痛苦就是從這個方案開始的。這是1949年年底蘇聯專家提出的方案。在這之前政府已經在醞釀把新北京擺在五棵松那個地方，利用日偽形成的新北京的基礎，把中央的行政區擺在那裡。我最近在北京市檔案館查閱了一批檔案，看到當時講得很清楚，中共中央就在新市區了，政府委託梁思成做新市區的方案了。
後來蘇聯專家來了，就把這個事情改變了。他們認為應該以北京舊城為基礎進行改造。莫斯科在上世紀30年代初的時候也搞過一個規劃設計的國際招標，也有把老城、新城分開的設想，但斯大林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這種意識形態的東西很厲害。
當時蘇聯專家說要在長安街兩側進行建設，把中央行政區擺在這個位置。開會討論時梁思成就表示了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