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們影響了世界的程序——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
在偉大領袖人物的腳步聲中，我們聽到歷史隆隆的驚雷。
幾個世紀以來——從古希臘人，經過莎士比亞，直到今天——難得有幾個主題能象偉大領袖人物的性格那樣持續不斷地、強烈地吸引著劇作家和歷史學家。怎樣區別他們呢？怎樣解釋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存在的那種特有的、難以確切表達的相互關係呢？
並不只是這些領袖們的戲劇性事件，而是他們的重要性——他們的影響才引起人們對這些領袖們的作用有那麼大的興趣。當戲劇的最後一幕結束時，觀眾從劇院魚貫而出，回到家中又開始他們的正常生活。然而，當一位領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的帷幕下落時，觀眾的這種正常生活就發生了變化，歷史的程序也許就有了深刻的變更。
在那平凡的歷史時期，我有難得的機會在最近的三十五年期間直接地研究世界領袖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重要領袖人物中，除了斯大林以外我都認識。我訪問過八十多個國家；不僅和這些領袖們打過交道，而且目睹他們進行領導的情況。我眼看一些領導人成功，另一些人失敗。我有機會從我自身經歷的角度去分析他們成敗的原因。由於飽受宦海生涯的沉浮智仁勇儒家倡導的理想人格的三大要素。《論語·憲問》，我懂得，除非你自己也經歷過失敗，否則，你難以真正地體會成功時的喜悅。假若你只是坐在一旁，袖手旁觀，那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一位領袖的作為究竟為什麼所驅使。
在我擔任公職的歲月裡，經常向我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你所熟悉的最偉大的領袖人物是誰？”對此，不可能作一簡單的回答。每一位領袖都處於其特定的時間、地點和場合的條件下，領袖們和他們所處的國家是無法互換的。溫斯頓·邱吉爾是偉人，但難以設想他會象阿登納那樣在戰後的德國成功地發揮作用。反之，阿登納也不可能象邱吉爾那樣在最危急的時刻使英國重新振作。
要把一位領袖列入偉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個要素：一個大人物、一個大國和一個重大事件。一次，邱吉爾在評論英國十九世紀首相羅斯伯裡勳爵時說，很不幸，他生活在一個“有大人物而無重大事件的時期。”通常，我們對戰時領袖的評價高於和平時期的領袖，部分原因是由於戰爭必然帶來戲劇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於各國曆史詳細論述戰爭，還有一個原因是，當一位領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發揮才能去應付挑戰時，我們方能全面地衡量這位領袖有多麼偉大。當授予榮譽勳章時，我常常思考著有多少獲得勳章的人在他們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戰前一定象極其普通的人一樣。沒有挑戰，他們就不能顯示出英雄本色。戰時的挑戰使領導人所顯示出來的品格易於衡量。和平時期的挑戰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領袖戰勝這些挑戰構不成戲劇性事件，也引不起人們的注目。
很清楚，領導一個大國的小人物在一場重大危機中無法證明他是否偉大。反之，領導小國的大人物，儘管他具有偉人的所有品格，也決不能得到承認。還有一些領袖人物臣等職。他是英國唯物主義經驗論的重要代表，系統論證了，雖然他們是大國的大人物，但他們身處巨人之下，周思來就是這麼一個人物，小心翼翼地讓聚光燈集中在毛澤東的身上。
有一個界限必須明確：那些被廣泛讚揚為“偉大的”領袖人物並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國的彼得大帝是一個殘酷的暴君。
儒略·愷撒·亞歷山大一世和拿破崙不是以自己的政治家風度而是以征服者著稱於世。當我們談到歷史偉大領袖人物時，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國家事務的人，而是更多地談到這些人：他們以宏偉的規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權力從而極大地改變了本國和世界的歷史程序。邱吉爾和斯大林在不同意義上都是偉大的領袖人物。沒有邱吉爾，西歐也許遭受奴役。
沒有斯大林，東歐也許獲得自由。
在書寫領袖們時，很想包括政府範圍以外的某些我所熟悉的傑出的領袖人物。我曾目睹大公司和勞工工會領導人為爬上最高層時象任何政客一樣進行頑強的搏鬥，然後，他們使用與外長相匹敵的外交技能來行使權力。學術界和黨派間所玩弄的陰謀詭計與當年拜占庭相比毫不遜色。以我熟悉的新聞界領導人亨利·盧斯為例，他在世界上的影響比許多國家的領袖還要大。
但是，本書專門論述我最瞭解的、對我也是至關重要的領導能力問題。它對那些國家領導人來說不只是這一地位所帶來的權力問題，而且還包括責任心的問題。